美国当地时间3月16日，美联储加息“靴子落地”。本次美联储加息举措的时间节点和规模均符合市场预期，国内外金融市场整体表现平稳。但在连续加息举措稳步推进的影响下，未来全球金融经济市场所面对的风险值得我们高度关注。

17日，香港中文大学（深圳）金融EMBA开启“项目主任连线”——深圳高等金融研究院副院长、金融EMBA/EDP项目主任王健教授特别邀请招商证券研究发展中心战略研究部副总经理、首席宏观分析师谢亚轩博士，为大家深度解读美联储货币政策走向对国内外经济形势、汇率变化、政策调整的影响。

王 健 教授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经管学院教授

深圳高等金融研究院副院长

金融EMBA/EDP项目主任

美联储加息的逻辑和未来走势

“美联储货币政策有很强的预测性，需要我们理解政策背后的逻辑和框架，跳出政策本身和过去政策周期所带来的固定思维模式。”

王健教授表示，纵观美国通货膨胀过去十几年的发展历程，美联储一直保持着2%左右的通胀理想预期。在去年3月份的时候美国整体CPI跳涨到2.7%，随后的几个月连续上涨。这也引起大众对美国通胀会不会失控、美联储借此机会通过高通胀这种方式帮助侵蚀美国联邦债务等方面的忧虑和担心。

早在去年7月王教授判断：

1）美国的低通胀、低利率和低增长的“三低时代”结束；

2）美国即将步入低利率、中通胀和中高增长的新阶段。

PCE平减指数通胀达到3%以上美联储才可能考虑加息。从美国今年1月公布的2021年12月的数据显示：PCE平减指数通胀在3.06%；在2月25日公布的1月数据为3.53%。

从这些数据来看，美联储在制定货币政策的时候，是有可判断性、可预估性。

小知识：

CPI:消费者物价指数（Consumer Price Index）是一种衡量一篮子消费品和服务价格加权平均数的指标。

PCE:个人消费支出（Personal Consumption Expenditure）是衡量一国在不同时期内个人消费支出总水平变动程度的指数。

低利率、中通胀和中高速增长的新阶段

疫情后，对于未来美国经济发展，美联储并未采取快速加息压低通胀的手段，和美方以往的常态化经济周期是非常不同的。从90年代到近期的政策改变、互联网泡沫破灭、美联储的减息和加息速度较为类似，并远低于从前水平。美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将会允许国内通胀水平略高于2%的目标数值甚至高于3%。

2021至2022第一季度，美国经济在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双重刺激下，加之美国疫情状况大大好转，其增速高于历史水平，暂未表现出减弱的趋势。今年和明年美国的经济增长可以预期。

目前美国GDP已经返回长期增长轨道，而支撑中高增长的动力——劳动生产率增速亦返回历史水平。对于美国经济增长还是比较乐观的。

货币政策的后果及制约美国经济发展的因素

“我们需要认识到的是，加息周期所带来的预期内的货币升值、资本回流、新兴市场金融危机风险仍然存在，但对于全球经济所带来的的负面效果则比较温和。”

王健教授指出，美联储如今采取了与过去所不同的更为温和的加息力度，与此同时在疫情的影响下，美国经济基本面不够强势，所以未来美国的发展仍然存在着不容忽视的制约因素。

以就业市场为例，双宽松政策为美国经济复苏提供了帮助，股票市场指数和房地产价格大幅上涨。但大量企业低融资后发行债券，直接再次投入股市，并未对实体经济和就业有预期贡献。政策在实体经济增长和泡沫继续扩张之间维持着微妙的平衡，需要以实体经济的稳健增长，来维持和支撑资产价格。

“疫情后遗症并不止是表现在身体上，更表现在人们的思想上。”

后疫情时期，美国的劳动人口人员流动（离职和退休）以及由此产生的回填问题继续影响着人员的充足配备。疫情对人们的身心状态和价值观都产生了巨大影响，包括并不局限于社会对工作灵活性的要求提高，工作时间长度缩短等。以国内举例，最为鲜明的就是对996、007工作模式的反思、及相关保障性政策的出台。

美国在一众发达国家中的人均工作时长和勤劳程度都堪称模范，但是在疫情后，人们的态度和工作价值观发生了非常大的改变，尤其是年轻人，其中相当部分决定采取灵活就业、远离城市的生活方式。

通俗来说，这是一场情理之中的“反内卷”运动，数据显示，美国疫情后劳动参与率恢复缓慢——560万劳动力仍未返回工作岗位。

最后，对美联储加息结果，王教授总结：

1.对新兴市场冲击弱于以往加息周期；

美元小幅度升值（10%-15%）——主要集中在新兴市场

一定程度的资本回流

大规模新兴市场金融危机可能性不大

2.除非出现强劲的经济增长或者失控，造成美联储加大加息力度——可能性不大

谢亚轩 博士

招商证券研究发展中心战略研究部副总经理

董事总经理

首席宏观分析师

中国央行与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分化，

是“久旱逢甘霖”还是“狂风暴雨”？

近期，万亿结存利润上缴体现了中国央行稳增长的积极态度。目前国内经济面临稳增长压力，中国需要更积极的货币政策，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为实体经济提供更有力支持。谢博士表示，中美之间的货币政策分化并不少见，但一定会给中美双方乃至全球带来影响。

“如果把美方的紧缩性政策比喻为冷空气，把中方央行的宽松政策比喻为暖湿气流的话，那冷热交替必定会带来相对应的结果，这个结果是多种多样的。也许会带来丰富的雨水，久旱逢甘霖。但冷暖交替有时会产生极端的对流天气，这种情况下产生的就是负面影响，不都是和风细雨。”

2012年以来，美元与人民币彼此消长，你强我弱。2013-2015年，中国股票市场经历了剧烈的动荡，同时面临资本外流和人民币贬值压力。证明交替的政策分化后未必都是和风细雨。

谢博士指出，从2021最后一个季度开始，美国就开始加息预期，政策分化早在去年底的世界金融市场上就出现了。当前的中美分化的价格信号虽不明显，但是数量信号显著加强。企业结汇、境外央行减少美元外汇储备都有可能是引发这些信号的原因，这些“看不见的力量”在其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谢博士对王健教授有关于美元和人民币汇率的看法表示高度认同，并表示人民币汇率的小幅波动并不会对整体经济市场有较大影响，但在维护长期稳定发展的考量下，企业家还是有必要防范风险。

在产业发展方面，谢博士表示，全球产业链重组早在疫情蔓延前就已开始，在中美贸易摩擦期间已经逐渐形成，而疫情的扩散、爆发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全球产业链重组。大型企业在疫情前已经在重新布局，不单是从经济角度进行考量。例如，在中国，随着劳动力价格的上升，跨国企业更多地开始分散生产场地，从中国转移出去。

在疫情发展后期，随着包括美国在内的国家已经将疫情常态化，人民日常生活以及工业生产都在快速恢复到疫情前的水平，而与此同时作为制造中心的中国目前在维持动态清零的防疫政策，未来跨国公司是否会选择将生产场地、中心从中国大量转移至这些国家，是我们需要高度关注的议题。

“唯一不变的，是变化。在目前产业重组新阶段，剧烈的变化给我们打开了一个观察窗口。”

谢博士补充道，这种全球性的产业链重组并不是俄乌冲突发生后才开始，而是在更早之前已经在世界范围内造成巨大影响，这种变化给了我们一个窥探产业巨变的窗口。比如，俄乌冲突后带来的能源价格上涨从侧面证明向低碳、清洁能源的结构转变方向是正确的。垄断行业也无法高枕无忧，经济市场始终都在发生缓慢但坚决的转变。

毫无疑问，全球范围内的投资兴盛和产业活跃始终在发生，跨国公司在寻找新的机会和新的可靠性，对于中国和全球经济发展来说， 这是一个巨大的、向上崛起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