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整体上看，中国商学院作为管理研究与教育的专业机构，并未承担起它的责任。商学院的黄金时代似乎正在过去。以下问题值得中国管理学界集体反思。

      为什么中国缺乏原创性的管理思想？为什么有如此之多的高智商管理学教授，但中国真正影响管理实践的理论却凤毛麟角？为什么中国改革开放后30多年的商业实践波澜壮阔，却没有为全球贡献具有中国背景的管理方法论？为什么大部分商学院MBA、EMBA招生的数字与质量在大幅下滑？管理的研究是否已经背离了实践？是什么样的系统性因素造成了这一切？

      造成当前管理研究与实践脱离的现状，我认为出自三个分离。

►一是研究者与实践者的分离

      一部分人是专职的管理研究者，他们是商学院的教授，或是管理咨询公司的专家，他们以管理研究为职业。另一部分人是管理的实践者，他们是企业家与管理者，他们来自产业界。管理研究者擅长研究手段与方法，但是对管理实践的问题缺乏切身的感受与体悟；而管理实践者主要精力在应付经营实践的各种问题，缺乏总结提炼与理论分析与归纳能力。原本研究者与实践者应当密切合作，然而，目前的实际状况是研究者与实践者之间渐行渐远，导致管理理论研究的滞后。

►二是研究问题与实践问题的分离

      商学院的研究者依靠学位学历的垄断授予权，可以形成一个独立的利益群体。这个群体建立了自身的研究规范、学术规则与评估体系，可以在群体的小圈子里完成自洽的研究循环，自然不需要与实践相结合。这就导致管理研究者所研究的问题是管理研究者主观认为重要的问题，而非管理实践中的真问题。

►三是研究过程与实践过程的割裂

      作为一门实践性学科，管理研究的客体正是管理实践中所遭遇的新问题。然而，管理实践是不断向前发展的，这就决定了管理实践的情境会不断变化，新的问题与新的实践会不断发生。然而，由于管理实践与管理研究过程的分离，管理研究很难追上管理实践的步伐，从而导致管理研究的滞后，管理理论很难指导全新的管理实践。

      如果研究者与实践者合一，研究问题与实践问题合一，研究过程与实践过程合一，会怎样？可以以二人为例。一位是张瑞敏，一位是德鲁克。

      张瑞敏既是企业家，又是管理学者，既是管理实践者，又是管理研究者；张瑞敏所研究的问题来自海尔的实践，正是无数传统制造企业在互联网时代生死攸关的管理转型问题；张瑞敏在引领海尔做“企业平台化、员工创客化、客户个性化”的转型，这个转型同时也是“人单合一”等创新管理理论的一场实验，理论与实践是同步发生的。如此，无论成与败，张瑞敏的管理理论实践与实验必将为管理理论的发展做出巨大贡献。

      如果说张瑞敏是特例，没有复制性。那么德鲁克则是典型的管理研究者与旁观者。然而，在德鲁克的研究中，同样贯彻了三合一的思想。德鲁克尽管自己不经营企业，但是他通过咨询顾问工作深度参与了企业管理的实践之中。从这个意义上说，德鲁克也是管理实践者。此外，德鲁克所研究的管理问题正是企业所面临的真实问题。他的《公司的概念》一书就是根据他对通用汽车公司的研究写成的，而当年通用汽车总裁斯隆对德鲁克的研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通过管理研究与实践的不断推进，德鲁克成为真正的管理大师。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与企业实践界的巨大影响力相反，德鲁克一直在管理学术界被视为旁支末流。

      三合一的要求与管理学科的特点所决定。

      众所周知，管理是一门实践性的应用学科，这就决定了管理理论的发展必须经过实践环节的验证。实践是管理理论发展无法超越的环节。而人类管理实践是随着时间推移不断发展的，不断更新的管理实践创造了全新的管理情境，这就必然对管理理论的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并提供了理论创新的可能性。

      管理是实践性的，是情境化的，是发展性的。这三点特性正是管理学科的根本特点。

      这就决定了管理研究应当是一个不断上升的循环过程。在实践中提炼问题，提出理论假设，再到实践中进行验证，根据验证结果进行理论优化与发展。

      正如物理学家与化学家需要实验室，管理学家同样需要自己的实验室。张瑞敏的实验室是海尔，德鲁克的实验室是通用汽车等企业。

      作为管理学者的你，也需要自己的实验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