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世界》|| 张玉利、吴刚:新中国70年工商管理学科科学化历程回顾与展望

来源:管理世界杂志    作者:张玉利、吴刚    责任编辑:刘思彤    11/25/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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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针对工商管理学科实践性、应用性强的特点,本文侧重于学科建设的学术研究领域,选择科学化角度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工商管理学科的科学化进展,分析中国计划经济时期企业管理科学化实践,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过程中工商管理学科的形成与发展,以及20世纪中后期以来工商管理学科在学术队伍建设、中国情境的理论研究和国际化等多方面的快速进步,重点剖析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对工商管理学科科学化的促进与引领作用。可以清晰地发现,科学化是新中国70年工商管理学科快速发展的主要路径。面向未来,中国工商管理学科所面临的内外部环境发生很大变化,工商管理学科的重要性越来越突出,工商管理学科要在理论与实践相互促进的过程中发展,要在继续重视微观研究的基础上关注宏观问题,更好地服务国家战略需求和企业发展需要,不断提升工商管理学科的科学性,让工商管理成为负责任的科学,依据科学的力量服务社会。


       关键词:新中国70年  工商管理学科  科学化  研究范式


       中国管理学思想启蒙较早,先秦诸子的学说着眼于解决如何治国平天下的问题,呈现了“国家管理学”百家争鸣的局面。《孙子兵法》因探索战争的一般规律被认为是最早的战略管理学著作。在长期的农业社会中,商业被列为各行之末,并未得到很好的发展。20世纪初,随着现代大学的兴起,我国开始向西方学习管理学,泰勒等西方管理学家的经典理论陆续引入中国。以南开大学为例,1919年大学成立时就设立了商科,商学组设国内外贸易、银行财政、商业组织3个学门,1923年商科专修课程系列化,有今天工商管理的主流课程,如经济学原理、会计学、货币及银行学、财政学、国际贸易、公司理财、商法、商业组织及管理和商业历史等,还有一些专题性课题,如托拉斯问题、广告学原则、劳工问题、交易所、中央银行制等,基本涵盖了商科的主要领域。新中国成立后,我国一方面学习和引进原苏联的管理模式和管理学知识,另一方面我国企业也探索出许多有中国特色的企业管理经验和模式,管理学科呈现出计划经济条件下生产导向型管理的基本特征。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及随后的改革开放后,企业管理模式开始从计划经济下的生产型转向市场经济下的生产经营型。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开始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也开启了中国管理学“完善提高”发展的新阶段;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后进入“全面创新”阶段(黄群慧,2018)。


       和大学一样,学科建设也包括科学研究、人才培养、服务社会的功能,学科发展需要很多条件,如研究教学队伍、学会、期刊、评价体系等等。本文仅就学科建设中的学术研究,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的资料为主,从学科科学化的视角,回顾新中国70年来工商管理学科的发展,结合“工商管理学科发展战略及十四五发展规划研究”项目的调查研究,展望中国新商科的未来发展。



一、从科学化角度总结和展望工商管理学科发展的理由


(一)中国工商管理学科的界定

工商管理学科是一门研究社会经济微观组织管理活动规律及技术的科学(陈国青等,2016)。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管理科学部针对工商管理学科,主要资助以微观组织(包括各行业、各类企事业单位)为研究对象的管理理论和管理新技术以及新方法的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资助领域包括战略管理、组织理论与组织行为、企业技术管理与创新管理、人力资源管理、财务管理、会计与审计、市场营销、生产与质量管理、企业信息管理、电子商务、运营管理、项目管理、创业管理、国际商务与跨文化管理等14个分支学科。尽管强调微观组织和基础研究,实践界与学术界还是更多地关注工商管理学科的实践性、创新性,相对于以物理世界为研究对象的学科,工商管理研究成果的普适性受到很大程度的限制,在易变性、不确定性、复杂性、模糊性(VUCA)的时代的今天更是如此。同样是在管理学门类,和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相比,工商管理学科的科学性更容易受到质疑。这并不是说工商管理学科发展要放弃对其科学性的追求,或者说工商管理学科不是科学,而是更应该从工商管理实践的管理创新中挖掘其科学性的成分,这是工商管理学科学术研究的核心任务,也是学科建设与发展的根本路径。


(二)中国管理科学化的曲折发展历程

管理科学化一直是理论界与实践界努力的方向。总体来说,科学化就是用科学代替经验,透过个性化找共同规律,决策科学化是管理追求科学化的重要内容。新中国成立之后,积极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工业企业管理,将社会主义制度理论体系投射到工厂管理中,实行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和党委领导下的职工代表大会制度,强调职工的主人翁地位,实行“两参一改三结合”的制度,推行合理化建议。“大跃进”之后,制定了新中国第一个工业企业管理试行条例《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即“工业七十条”,努力把计划经济体制落实到企业层面,努力保证国营工业企业作为独立生产经营单位的性质,加强制度建设。文化大革命后,又立即出台“工业三十条”,努力提高企业管理和工业管理水平,加快工业的发展速度。鼓励调查研究,总结并推广典型经验,使得工人在缺乏管理理论与实践经验的情况下参与管理有了具体的抓手。当然,推广典型经验没有强调实事求是和因地制宜,也造成大量的浪费,产生了很多问题,这种生硬的推广经验办法持续到20世纪90年代初才得到改善。


1952年院系调整,高校的工商管理教育基本停止,但研究并没有完全停止。1956年中国科学院成立了运筹学研究小组,许国志、刘源张编著了中国最早的《运筹学》,华罗庚编著了《统筹法》,向全国推广数量管理,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和经济效益。在企业经济学方面,从20世纪50年代到20世纪60年代,中国经济学界出现了孙冶方、顾准、卓炯等大胆探索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的少数理论先驱,他们强调价值规律的作用,为企业内部进行经济核算提供了理论基础。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管理研究很快得到重视。1978年11月中国管理现代化研究会成立;1979年3月中国企业管理协会在北京成立;1980年中国管理科学研究会、中国数学会运筹学会、中国系统工程学会相继成立;1981年中国工业企业管理教育研究会成立(现为中国企业管理研究会);1979年1月由中国社科院主管的我国第一本管理学学术刊物《经济管理》创刊(陈佳贵、黄群慧,2009)。1986年2月,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成立,并设置管理科学组。1996年,管理科学组升格为管理科学部,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朱镕基出席管理科学学科发展座谈会,发表了著名的讲话“管理科学兴国之道”,他说到:“今天到了要大力提倡改善中国的管理和发展中国的管理科学的时候了。党中央提出了‘科教兴国’的方针,这个科学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两个方面,当然也包括了管理科学。现在,确实需要强调管理科学和管理教育也是兴国之道。我建议,要掀起一股学习管理、加强管理、发展管理科学、加强管理培训的热潮,我愿意跟同志们一起为振兴中国的管理科学而奋斗”(朱镕基,1996),讲话在《人民日报》、《经济日报》、《光明日报》发表,被报刊杂志大量转载,对管理科学化研究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三)改革春风唤醒了中国沉睡的商科

改革开放之后,管理教育得到恢复,理工科特色明显的大学率先成立管理学院。1984年,清华大学、天津大学等高校教育部(原国家教育委员会)批准成立管理学院。综合性大学也纷纷恢复商科教育,如南开大学1980年恢复重建管理学系,1981年开始招收本科生,1983年开始招收研究生。伴随着计划经济向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双轨制转型,并快速地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转型,工商管理教育迅速摆脱单一地向苏联学习的格局,综合地向欧美日等发达经济体学习管理理论和经验,并很快形成主要美国学习的局面,全面引进教材,大量派访学者赴美国学习交流。MBA教育的兴起、大量的外资引入、合资独资企业大量落户中国,使得管理教育需求增长强劲,“大经济、小管理”的局面被打破。1998年管理学开始独立授学位,不再继续授经济学学位,管理学特别是工商管理学科在逐步提升其学术合法性地位。


(四)实证研究的兴起助推工商管理的科学化进程

美国强调证据的行为在方方面面都能体现出来。以目前在中国大陆仍然非常热的国际认证为例,AACSB由美国商学院发起,EQUIS由欧洲商学院主导,尽管都是国际认证,AACSB明显要求有充分的证据,连学生学习某门课程要提升哪种能力都需要有实际的证据证明是否真能提升,EQUIS却不是这样。以实证为核心的研究范式成为美国管理学界的主流,质性案例研究的多数研究方法,如扎根理论,本质上也是同样的研究范式。这样的研究范式得到中国工商管理学科学术队伍的普遍接受,实证研究方法的学习和培训到处都是,在国外旗舰杂志上发表英文论文成为国内工商管理学科学术队伍的努力目标,也是各种奖励评审的主要依据,20世纪90年代中期一个重要的争论话题——国际化还是本土化,今天早已不是争论的话题,被全球化取代了。


实证研究范式总体上促进了工商管理学科的发展,也贡献了大量的理论知识,尽管还是以验证性、碎片化的知识为主,原创性的理论贡献仍不足。同时其在国际影响力方面进步也很大,工商管理学科的一些领域实现了从跟跑到并跑、在某些点上甚至领跑的飞跃。发展和进步促进了学术界对未来发展的冷静思考,也发现了不少发展中出现的问题,如大量没有意义的“练习题式的”实证研究、为了发表而发表、理论与实践脱节等,国际化与本土化又被关注,能否用适用于自然科学的研究范式研究社会科学特别是应用性强、情境依赖程度大的管理问题?怎么让管理领域的实证研究可以重复?这些更加有挑战性的问题都被提出。激烈的争论涉及很多方面,工商管理学科的科学化是其中最核心的问题,尽管争论的焦点并不直接说是科学化问题。这也是本文以科学化为主题梳理工商管理学科发展的主要原因。



二、工商管理学科科学化发展


(一)新中国企业管理实践的科学化探索

1911年出版的《科学管理原理》一书被视为管理学产生的里程碑,用科学代替经验是科学管理的精髓。之后,管理学一直不断地探索管理实践的科学成分。新中国成立之初,工商管理教育从引进学习西方商业知识转向借鉴学习原苏联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工厂管理经验,没有实质意义上的工商管理学科,但企业层面的科学化管理探索还是积极地展开。首先就是合理化建议,在新成立的社会主义中国,人民当家作主,职工是企业的主人,发动职工群众开动脑筋,提出使生产更合理化的各种建议,全面完成和超额完成国家计划。事实证明,通过合理化建议运动调动职工的积极性,就是企业以及工商管理的核心内容和任务,也是企业科学管理的体现。由于广泛地调动职工的积极性,很自然地涌现了各行各业的典型,如马恒昌小组、刘长福小组、黄润萍仓库管理法等以个人命名的先进经验和方法,进一步推动了技术革新、机械自动化等组织层面的运动,并很快出现鞍钢宪法、大庆经验等企业典型。典型经验的提炼和推广积累了更多的经验,在国家层面形成了“两参一改三结合”、《工业七十条》、《工业三十条》等管理制度。这种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互动的机制一直传承下来,改革开放后也是如此。这其实是科学化管理实践的有效路径。不同的是,改革开放之后也注重典型经验的总结推广,但推广过程中允许甚至鼓励因地制宜、实事求是,这更加有助于发挥基层的主动性和创造性。改革开放之前,典型经验的推广显得僵化了很多,如农业学大寨就是修梯田,而不是学习大寨依据当地的自然环境选择梯田来增加农业产量的经验,大跃进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使得政治挂帅超过一切,自然也就限制了各地因地制宜的探索。


(二)工商管理学术研究的科学化探索

与企业管理实践中的科学化探索同时进行的是知识分子和科学家的学术研究。20世纪50年代,一批从西方国家回国的具有系统工程、数学、运筹学等自然科学、工程科学背景的科学家(如钱学森、华罗庚、刘源张等),认识到管理科学对国家发展的重要性,积极开展我国管理科学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活动,在运筹、优化、质量管理等企业内部微观层面的管理科学方法方面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这些是计划经济体制下企业管理最为核心的问题。在生产什么、生产多少、给谁生产基本由国家统筹计划的情况下,企业管理的核心自然是内部管理,质量、效率、成本是核心问题,即使是在市场经济环境下,如果是代工生产(OEM),管理的核心也是这些。微观层面的运筹优化等研究即使在文革期间也没有停止,为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管理科学和工商管理学科的恢复重建奠定了基础。


工商管理学科的真正发展还是在改革开放之后,核心的原因是市场经济的建设。刘源张(1995)曾发表了一篇《关于管理科学的几点思考》的文章,他写道:“英语Management译成汉语有经营和管理的两种译法,有什么区别?我的回答是:如果你考虑的主要是与市场有关的事情,这就是经营;如果你考虑的主要是与现场有关的事情,这就是管理。如果我们把一个企业看作是一个有投入和产出并且还有把投入变成产出的转变机构的系统,那么投入的来向和产出的去向就是市场,中间的转变结构便是现场。”这个通俗的解释形象地说明了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下管理的重点转变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科学化努力方向。在市场经济环境下,企业管理的重点由内部到内外部兼顾甚至更加重视外部的环境。在市场经济发达的西方国家,管理领域因特别关注外部环境而形成的开放系统理论、竞争战略理论等要比中国企业重视动态复杂环境下的管理问题早将近30年。市场经济建设使得影响企业绩效的因素越来越多,面向工商企业开展的微观工商管理研究也日趋复杂,重要性也更加凸显,“三分技术、七分管理”成为口号,管理科学成为分类,工商管理也成为独立的一级学科。


工商管理乃至管理学科的实践性特征决定了学科发展会更多地受环境因素影响甚至制约,也在很大程度上滞后于实践。改革开放给工商管理学科的发展带来了机遇,一些高校也在积极恢复工商管理教育和研究工作,但在20世纪80年代,管理的主流是基于系统、工程等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其教学科研力量大大超过工商管理学科,工商管理学科主要以引进消化吸收为主,博采众长,苏联、德国、美国、日本的管理都能在教学科研工作中得到体现。这与我国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的进程高度相关。


(三)中国企业的快速发展为工商管理学科搭建了走向世界的桥梁

工商管理学科真正得到快速发展受益于国际化,外资的大量涌入,合资企业、独资企业在各地的开发区快速发展,带来管理思想、管理范式以及管理方法的转变,加强与世界接轨的管理成为企业的重大需求,也极大地推动了MBA(工商管理硕士)教育项目的发展,推动了高校开放。Mao(2018)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工商管理研究可分为3个阶段:意识阶段(1978~1986年)、形成阶段(1987~1996年)和快速发展阶段(1997年后)。其中,在意识阶段,工商管理研究的重要性逐渐被国家、企业和学术界所认识。然而,由于计划经济下企业需执行国家的行政指令,此阶段除了针对提高生产力进行的孤立探索外,没有研究针对面向市场的现代组织。在形成阶段,工商管理研究得到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教育部、高校及教师等主要利益相关者的正式认可,并被制度化。1992年春天,邓小平在中国南方呼吁加大改革开放力度。这是中国现代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推动了当时停滞不前的改革,加快了包括科技发展在内的各领域的改革步伐。最后,自1997年以来,工商管理作为一门学科进入了快速发展的阶段。有两件事特别显著地影响了工商管理研究后来的发展:第一,通过新成立的管理科学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成为工商管理研究人员的主要资金来源,并在竞争的基础上向学者提供了平均最高的研究资助。第二,也是在这一阶段,徐淑英教授于1999~2002年在香港科技大学举办了一系列管理实证研究方法的工作坊。这些研讨会针对的是中国大学工商管理的初级教师,每个研讨会都培养了数十名初级研究人员,这些人后来成为各自研究所和研究领域的学术带头人。进入21世纪以来,实证研究成为工商管理学科的主要研究范式,实证研究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以往习惯于思辨性、思想性甚至属于“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论文写作范式。实证研究范式尽管有些僵化,但有助于在别人的基础上继续研究,有助于探索和拓展研究结论的普适性,有助于研究能力的训练和培养,也有助于高校的教学科研与企业管理咨询相对分离,这些客观上促进了工商管理学科的发展,问题导向、从管理问题中识别科学问题、运用科学的调查研究方法开展研究工作、注重创新等成为工商管理学科的主要研究范式。有人把这种研究称为工商管理研究的“MM阶段”(MM指调节效应与中介效应的英文首字母)(周轩、章小童,2018)。工商管理学科的国际化发展,提升了中国管理研究与教育工作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学术论文的国际发表、MBA/EMBA国际排名不断跃升都是实际的证明。在工商管理学科快速发展阶段,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功不可没。


《哈佛商业评论》2014年1~2月刊上发表的一篇短文“VUCA对你真正意味着什么?”(Bennett & Lemoine,2014)很快被广泛引用,影响范围之广估计作者也没有料到,VUCA时代成为学术界和实践界的口头禅。后续出现的“灰犀牛”、“黑天鹅”更加强化了未来无法预测的现实。基于预测和精确性的管理理论方法受到挑战,组织、战略、人力资源等工商管理的所有职能领域都在发生巨大的变化,新的研究课题不断涌现。另一方面,经过4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总量超过日本,中国的崛起引起国际高度重视,走出去的中国企业越来越多,中国企业已经不是管理落后的代名词。哈佛案例资源平台中来源于哈佛商学院的案例数据显示,1996年开始有中国大陆企业入选哈佛案例库,截至2019年8月,入选哈佛大学商学院案例库的大陆企业案例共有147个,涉及110家企业。入选次数最多的3家大陆企业分别为:海尔集团(入选7次)、阿里巴巴网络技术有限公司(入选5次)、国美电器控股有限公司(入选4次)。所属学科共有13个(所属学科为哈佛网站给出的学科)。其中,涉及案例个数最多的学科分别为综合管理(General Management),涉及30个案例,占比为20.4%;战略(Strategy),涉及26个案例,占比为17.7%;金融(Finance),涉及22个案例,占比为15.0%。2019年,中国进入《财富》500强排名的企业数量超过美国,面对美国无理打压,华为仍然能够稳健经营,成为英雄企业。世界处于百年不遇的大变局,对中国文化的重视、立足于中国国情的企业管理、有助于应对VUCA环境的中国管理哲学思想(如文化双元、水理论、合理论等)成为工商管理学科的重要研究内容,工商管理学科的重要性更加突出,原来强于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的管理学院也纷纷强化工商管理学科建设,更多的人、财、物力投入新时代工商管理学科的科学研究工作中。



三、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对工商管理学科科学化的促进和引领


(一)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工商管理项目情况分析

在工商管理学术研究方面,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起到了非常重要的引领和推动作用。1986年2月,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成立,并设置管理科学组。当年资助管理科学面上项目26项(工商管理8项),资助金额48.8万元,项目平均资助强度为1.88万元/项,资助了16个依托单位的研究项目,参与项目研究的人数为243人。1987年开始资助青年科学基金项目,1989年开始资助地区基金项目(陈晓田,2008)。1996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管理科学部成立,开启了“管理科学,兴国之道”在中国学界与业界求索的新纪元。1996年,面上项目的资助经费就增长到717.1 万元,比1995 年的556.3万元增长了12%,资助项目140项,是1986年的5.4倍,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对管理科学基础研究的投入和资助项目数量均逐年增长。2000年,管理科学部三个学科建制的确立为我国管理科学基础研究水平的大幅提升和学科发展提供了资助渠道方面的保障。随着科学基金的不断发展壮大,对工商管理学科的资助也逐步增加,从资助项目数量来看,大致可以分为3个阶段。


第一阶段(1986~1999年),每年资助的项目数呈缓慢波动上升趋势,由1986年的8项增加到1999年的49项(如图1所示),而且项目类型非常单一,主要集中在面上项目,约占同期资助项目总数的71.9%,有少量的青年基金项目和极少量的地区基金项目,分别约占17.8%和3.3%,1996年管理科学部成立之后,资助了一些支持学科发展的专项基金项目约占同期资助项目总数的7.0%。


第二阶段(2000~2010年),每年资助的项目数呈快速增长趋势,每年资助的项目数由1999年的49项,快速增长到2010年的331项(如图1所示),10年间每年资助的项目数增长了约5.7倍,而且项目类型逐渐增多,除了面上项目、青年基金和地区基金(简称“面青地”)之外,还有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重点项目、国际合作项目、创新研究群体等项目。因此,面青地三类项目占同期资助项目总数的比例也从第一阶段的93.0%下降到83.1%,随着一个个重点项目、杰青、创新群体等项目获得资助,一批优秀的工商管理研究团队逐步形成,中国学者在国际上的声音也越来越多,不过这一时期中国大陆的工商管理学者在国际学术期刊SCI&SSCI发表论文总数仍排在10名之后。


第三阶段(2011~2019年),每年资助的项目数从2010年以前的不到300项跃升至2011年的476项(如图1所示),平均每年资助486项,主要是得益于“十二五”和“十三五”期间国家对基础研究投入的持续大幅增加,从2010年的96亿增加到2019年的300多亿,工商管理学科的平均资助率由2000~2010年的13%左右,迅速增长到2011~2019年的18%左右,最高的年份甚至超过20%。另外,随着我国工商管理学科的快速发展,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申请量也迅速增长,2010年工商管理学科处受理各类项目1819项,2019年增长到2853项,而且项目类型呈多元化趋势,涉及人才项目和研究项目等十余类项目类型(如图2所示)。


自2006年独立学科处以来,工商管理学科迎来了大发展,先后资助了管理科学部第一项重大项目“新兴电子商务重大基础问题与关键技术研究”、第一项重点项目群“基于中国管理实践的理论创新研究”以及第二项重大研究计划“大数据驱动的管理与决策研究”。截至2019年,工商管理学科共资助各类项目合计6612项,其中,“杰青”32项、“优青”33项、重点项目137项、面上项目3320项、青年基金2281项、地区基金367项(如图2所示),在这些基金项目的支持下,我国工商管理学科的研究水平、创新能力和国际影响有了大幅提升,一支高水平的基础研究队伍基本形成,越来越多的中国工商管理学者担任国际重要学术期刊的编委。尤为重要的是,经过科学基金资助政策的不断调整完善,工商管理学科逐步实现了均衡发展(如图3所示)。


(二)不同时期管理科学部发展战略对工商管理学科发展的引领

科学发展离不开基础研究,工商管理学科也不例外。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成立初期制定了“面向经济建设的战略方针”,管理科学组1988年第一次组织开展学科发展战略研究,历时7年于1995年12月完成了《自然学科发展战略调研报告——管理科学》,提出了管理科学发展战略的总目标:“全面促进中国经济腾飞,提高社会经济效益,消化吸收先进的国外管理理论,大幅提高我国管理实践及研究的水平”(陈晓田,2009)。因此,2005年以前,管理科学部特别是工商管理学科资助的项目主要集中在企业理论、企业竞争力、组织理论、企业财务管理等与企业经济发展相关度较高的领域方向。


管理科学部“十一五”战略的指导思想是“发挥前瞻引领作用,突出中国实践特色,推动实现自主创新”。明确要在未来10~20年逐步建立管理科学中国学派的学科基础,因此,2006年管理科学部设立3个学科处(管理科学与工程、工商管理、宏观管理与政策)。“十一五”时期最大的特点是发挥前瞻引领作用,增加了“杰青”和重点项目的资助,管理科学部每年资助的“杰青”从最初1994年的1项,增加到2000年的5项,2008年进一步增加到7项,一直到2019年才增加到10项;工商学科的重点项目也由2005年以前的每年1~2项增加到每年5~6项。因此,“杰青”、重点项目的大幅增加很好地发挥了学科的前瞻引领作用。


管理科学部“十二五”发展战略中,为了贯彻落实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更加侧重基础、更加侧重前沿、更加侧重人才(3个更加侧重)”的资助工作新思路,管理科学部提出了“顶天立地”的指导思想,努力从中国的管理实践中提炼更加基础的科学问题,要瞄准并在一些领域引领国际研究的前沿方向,要从研究领域、研究方法、研究文化等多个方面体现科学基金的战略导向和引领作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管理科学部,2011)。“十二五”时期最大的特点是更加侧重人才,工商学科青年基金项目资助数快速增长,2014年资助青年基金200项,首次超过面上项目192项。另外,2012年开始资助“优秀青年基金项目”,“十二五”期间,工商管理学科共资助“青年基金”945项、“优青”17项、“杰青”10项。一大批工商管理的优秀青年才俊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资助,2013年中国内地管理学者发表的SCI&SSCI论文总数在世界排名第三位,仅次于美国和英国,而且超过47%的论文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资助。


管理科学部“十三五”发展战略中提出了“遵循学科规律,突出3个侧重,坚持顶天立地”的指导思想,提高管理科学基金资助成效,支撑国家重大需求。新时代科学基金提出了“鼓励探索,突出原创;聚焦前沿,独辟蹊径;需求牵引,突破瓶颈;共性导向,交叉融通”的资助导向。“十三五”时期,工商管理学科取得了长足发展,2015年启动了一项关于“大数据”的重大研究计划项目,2015~2019年已资助4项重大项目(重点项目群),而且资助的青年基金项目数已连续三年超过面上项目数,越来越多项目负责人的研究成果发表在UTD 24和FT 50等国际顶尖学术期刊上,一大批年轻学者担任国际重要学术期刊的编委和委员,中国工商管理学者的国际学术影响初见端倪。2018年中国内地管理学者发表的SCI&SSCI论文总数在世界排名上升到第二位,仅次于美国,而且超过65%的论文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资助。


为什么中国工商管理学科的科学化发展主要得益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资助?首先在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引导和鼓励学者做基础研究,而不是纯应用研究,更不是直接的政策建议研究。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引导和鼓励开展科学研究,学者依据科学研究和独立判断为政府、为社会提供智慧。其次在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申请书的论证体系特别强调论证逻辑的严谨性,靠这个体系来保证基本的质量。总体来说,自然科学基金的引领和推动作用至少体现在:


第一,自下而上的自由探索。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管理科学部每年发布项目指南,除了重点、重大、专项基金等明确指明的研究问题外,面上项目、青年基金、地区基金项目以及人才基金项目等都没有明确的指向,鼓励自由探索,即使有明确指南的重点项目还是要求和鼓励申请团队进一步凝练科学问题,甚至可以改变题目。这种自下而上的自由探索加上时间和资金保障,是基础科学研究的重要保证,极大地促进了工商管理学科科学化的进展。


第二,资助导向的引领作用。基金委在成立之初设立了管理科学组,这表明自然科学家认同管理学科是科学。但即使到今天,仍有一些人包括管理学科内部的学者依然不认为工商管理是科学,至少其科学成分远不如其他学科成分多。成立管理学部后,朱镕基总理的“管理科学,兴国之道”的讲话成为大家的共识,“支持基础研究、坚持自由探索、引领科学未来;更加侧重基础、更加侧重人才”成为基本的定位,后来“发现规律,解释现象,指导实践”这12个字所表述的任务是中国管理学界的历史使命(郭重庆,2011)。如今,“鼓励探索、突出原创;聚焦前沿、独辟蹊径;需求牵引、突破瓶颈;共性导向、交叉融通”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所倡导的新资助导向,并于2019年开始了试点分类申请与评审。凝练科学问题、理论基础清晰、采用科学方法、明确技术路线、追求创新、取得高水平研究成果、做出理论贡献、培养年轻科研力量,是每位申请人论证基金课题申请书时必须研究的问题,这些问题关联起来就是典型的研究范式。基金课题申请和评审所产生的影响远比科研经费发挥的作用大得多,更是推动工商管理学科科学化的保障。


第三,学术生态建设。学科建设与发展需要良好的学术生态。围绕自然科学基金的定位和使命,除了项目外,基金委始终坚持科学和民主精神,广泛听取意见,不断推出有助于学科发展的措施,例如支持数据库建设、支持学术会议、鼓励分享和开放、鼓励合作、探索科学的评审机制等等,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在有利于科学研究的学科生态建设方面做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


四、理论与实践相互促进工商管理学科发展


强调扎根企业管理实践,一直是工商管理学科主要直面的问题,也是由工商管理学科的学科属性决定的。2005年,为了开展“十一五”学科发展战略和规划研究,天津大学张维教授带领团队开展了相关问卷调查,就工商管理学科面临的一些问题听取专家的意见。调查结果显示,不论是问题还是建议,“立地”都是主要关注点。在问题方面,认为“立地”是工商管理学科发展主要障碍的占到了31%。在建议方面,强调“立地,与中国企业的结合,注重成果的推广与应用”占到19%,也是最多。大家认为,工商管理学科是基于实践的学科,工商管理学科发展应关注我国管理的实践,工商管理研究应强调解决实践中的管理问题(张维等,2005)。2018年12月13日,在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工商管理学科建设与发展研讨会上,专家们提出应“打造理论高度的‘顶天’和应用价值的‘立地’相互促进的工商管理学科”。


管理理论到底与管理实践脱节了吗?这不是一个容易回答的问题,而且学术共同体经过数十年、跨越两个世纪的探讨,现今依旧存在较大分歧。北京大学的陈春花教授和苏黎世大学的马胜辉研究员(2017)认为,关注本土管理实践、构建本土管理理论已经受到中国学术界的重视,但学者们未在路径上取得一致观点使得目前仍然缺乏实际研究,具体包括3个方面的原因:没有明确定义“管理实践”及其构成要素;还未确定本土实践研究如何产生管理理论;未充分考虑中国管理实践的特殊性。武汉大学的曹祖毅等(2018)基于改革开放40年以来中文管理期刊的历史经验数据,系统与科学地考察了二者之间的弥合与鸿沟关系及其动态演变规律以及二者在提升管理知识合法性方面存在的效果与调节效用,发现二者并没有完全脱节,又没有完全弥合,而是一直处于动态的差序平衡状态中。中国人民大学张佳良和刘军(2018)以2008年第2期至2018年第2期共计438篇发表于《管理学报》“管理学在中国”和“争鸣与反思”两个栏目的论文为数据来源,通过文本分析发现,10年来,学界对学术研究的实践导向的重视程度、涉及广度、参与深度和身体力行程度等,并未出现较大幅度提升。


对于如何更好地发展管理学科,有很多观点,具体问题也很多,其中理论与实践脱节是核心问题,在这方面,工商管理学科尤甚。依据主要有:企业实践远远走到理论的前面,今年入选世界500强企业的数量中国都超过了美国,中国经济总量达到世界第二,还涌现了华为这样的优秀企业,但却基本没有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原创管理理论,本土管理理论在世界范围的影响力远不及企业;发表了大量的论文著作,却对企业界没有什么大的影响,不能解决实践界的实际问题,企业家不读学者发表的论文。毛基业教授也呼吁学术成果的应用,中国企业不仅在规模上,而且在质量和创新方面都取得了成功,但目前仍然没有一个著名的管理工具、方法、概念或理论是从中国公司的管理实践中产生的;研究论文在方法上越来越严谨,但与实践的相关性越来越小,以至于研究论文既没有针对实践者,也没有用于课堂教学(Mao,2018)。透过这些具有表面特征的问题,我们还需进一步挖根源,质疑研究范式。工商管理学科属于实践性很强的学科,具有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等交叉学科属性。在环境日趋动荡、“灰犀牛”、“黑天鹅”几乎成为常态的情况下,工商管理学科的社会科学属性更加凸显,此时使用自然科学的实证研究范式研究工商管理问题并不完全合适,我们需要转变研究范式,改变科研考核体系。在这样的情况下,学者需要深入企业,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以进行强化本土的情境化理论研究,需要提升中国的管理自信。


估计不久的将来,为了实证而实证、简单地重复已有研究的状况会被改变。陆亚东教授把管理学者分成科学家(Scientist)、思想者(Thinker)、观察者(Observer)和写者(Writer),他提醒说,中国管理学者在实证论文写作发表方面追赶得很快,被西方人认为是“技工”,能够在UTD24期刊上发表论文的是技匠,缺学者、缺“大家”。中国管理研究国际学会创会主席、美国管理学会前任会长徐淑英教授在2018(首届)中国管理模式全球论坛上提出,管理学研究应创造有用且可靠的知识,担负起两方面的责任:第一是对科学的责任,研究发现应当可靠且可重复,应用方可以放心使用这些知识;第二是对社会的责任,“做研究不是自娱自乐,我们对社会要有责任感,研究资源应投入到重要问题中,有用的知识可以帮助商业健康发展和使得人民生活更加美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明确提出“原创、前沿、需求、交叉”的资助导向,2019年开始探索分类申请与评审。中国经济在经历了量的发展阶段后开始重视质,工商管理学术界也会走这样的路径。


同时,对实践的理解和把握也需要科学的态度。事实上,洞察实践比研究文献难得多。关注实际问题,首先要知道关注哪类企业的实际问题,是关注企业的眼前问题还是前瞻性的问题,如何判断企业面临的前瞻性问题,中国企业哪些问题是其独特的问题,学者是关注具体企业的问题还是行业、区域内企业的具体问题还是企业所面临的共性问题等等,这些都需要在理论和实践相互促进的过程中不断摸索。无论如何,研究不能停留于解决一个企业的具体问题,要能解决一类企业的具体问题,解决一个行业的具体问题,突出基于科学规律的现实影响,关注科学性和实践性的结合。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的成立是中国管理科学特别是工商管理学科发展的黄金30年,是突飞猛进的30年,新时代中国工商管理学科要实现从对泰勒、德鲁克等提出的经典理论“照着讲”的阶段,向“接着中国情境讲”的阶段的转变。因此,工商管理研究要扎根于中国改革开放40年本土企业快速成长的实践,研究总结凝炼中国特色的企业管理理论与方法。


五、未来工商管理学科科学化发展的主要方向


新中国70年的建设成就卓著,其中工商业功不可没,财富支撑了强大的国力;中国必将承担更大的责任,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担当和贡献。改革开放需要发展工商管理学科,以此提高企业效率,形成“三分技术、七分管理”的局面。如今,世界迎来百年不遇的大变局,来源于工业时代的管理理论与信息数字经济时代的管理实践不相匹配,对信息数字经济时代的管理模式研究还处于支离破碎的拼凑阶段,学术界急于做出贡献,急于贡献能够指导管理实践的管理理论,当然是好事情,是有责任的担当。在这样的背景下,强调管理的实践性呼声高,这也正常。但是,淡化管理的科学性就不正常。工商管理学科建设包括人才培养和社会服务,两者都需要科学研究支撑,需要从管理实践的艺术性中挖掘科学性,而且,在影响和造成管理实践绩效差异的因素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的情况下,更需要科学化。企业文化重要,但当遇到难以解释的现象或问题,就说是文化的原因,文化成为一个什么都能装的“筐”,文化也就没有用了。工商管理学科整体也是如此,放弃或弱化科学化努力,中国的工商管理学科将在百年不遇的大变局中丧失跃升的机会。


面向未来,工商管理学科会有很多的变化。我们结合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专项项目“工商管理学科发展战略及十四五发展规划研究”,开展了多轮次的专家座谈会。对于工商管理学科的建设,专家们总体认为:工商管理学科总体研究微观但同样有宏观问题,要从科学技术发展趋势、国家需求与全球挑战、科学研究范式变革、学科交叉融合等背景和趋势梳理提炼相关问题。一些建议聚焦于新时期如何科学地开展工商管理的研究工作,对工商管理学科建设具有指导意义,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处理好工商管理理论与实践、与技术的集合与关系问题,也是要明确新时期工商管理学科的学科属性和边界问题。例如人工智能(AI),哪些是技术,哪些是工程,哪些是管理,需要区分开。对于那些影响管理学发展的世界性问题,如全球气候变化、全球供应链/价值链等,也需要明确哪些是管理特别是工商管理领域学者可以做的工作。目前,中国企业取得了快速发展,2019年入选世界500强的中国企业数量已经超过美国,涌现出了很多新兴的管理方法与组织形式等管理实践,这为中国工商管理学科的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活力及相应的理论来源,越来越多的中国工商管理研究学者希望基于中国管理实践实现管理理论的创新。从这些宏大的问题中准确找到学术贡献的位置,又不陷于具体的实践中,应该是需求导向的科学研究之路。


第二,处理好国际标准与中国特色之间的关系问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倡导高质量的研究。什么叫高质量的研究,就是科学性,现在我们恰恰是科学性不够,尤其是管理科学。我们要真正地去研究中国原创性的、基础性的理论,一定是要站在全球的视野,同世界主流文献和管理研究前沿对话,不要觉得中国的很多东西有多特殊,站在全球的视野可能不一定这么特殊,或者把特殊的东西用全球能够理解的方式把它讲清楚。环境保护与绿色发展,中国强调,世界也强调。


第三,认真研究工商管理学科建设如何服务于企业的发展问题。要完善成果应用贯通机制,帮助中国企业做强。没有优质企业,就没有先进的理论。工商管理学科发展不能坐享企业发展的红利,要通过贡献获得发展,这是工商管理学科的责任,也是发展路径。中央在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要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世界一流企业是能够在世界范围内成为其他企业的标准和标杆的企业,是举旗帜的企业,是立标准的企业,是领袖企业,不能单纯用赢利、创新、社会责任等指标衡量。有很多财务绩效之外的问题值得研究,工商管理教学科研更加强调社会责任和商业伦理,显然在世界一流企业建设中可以发挥更好的研究支撑作用。


第四,从服务国家发展战略的高度,加强立足中国企业管理实践的研究。改革开放40年,使得工商管理研究有了新的更好的平台,多年积累的经验也为一些中国独特情境的问题研究创造了良好的条件,机会难得。例如:中国企业发展与制度之间的关系问题。政治关联的研究也是中国管理研究超前的地方,企业发展离不开制度,各地区的制度又存在差异,市场高度融通,但区域制度、政企关系、商业环境却差异巨大。再比如,如何讲清、讲透中国企业的商业逻辑?前提是研究透,要用普适、能够理解的科学范式和逻辑研究清楚。研究不能停留于解决一个公司的具体问题,要能解决一类企业的具体问题,解决一个行业的具体问题,突出基于科学规律的现实影响,关注科学性和实践性的结合。一个更大的理论问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企业理论。世界上的国有企业更多是作为市场失灵的补充,中国的国有企业不是这样的,中国国有企业我们过去讲叫重要的经济基础或者叫物质基础,习近平总书记加上一个重要的政治基础。构建国有企业的基础理论,跟西方不一样。习近平总书记说要理直气壮地做优做强做大国有企业、国有资本,但是“理直”才能“气壮”,“理”不直的时候也不可能“气”壮,重大需求就是需要我们去把这个“理”给夯实,把这个理给它捋顺,要做到不仅我们自己坚信,国际社会也认可。


第五,学科研究甚至是发展范式的转变问题及工商管理研究方法的多样性发展,不是要彻底抛弃实证研究范式,而是要追求适合工商管理研究的科学方法创新。例如,学术界已经开始尝试如何提高工商管理领域研究发现的可靠性和可重复性问题,继强调数据质量后又进一步强调内生性、稳健性检验,并不断地探索一些新的研究方法等。


不仅是研究,商科教育也在探索转型,一些国外的著作被翻译引进中国,如《造福世界的管理教育——商学院变革的愿景》(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MBA教育再思考——十字路口的工商管理教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前些年,世界范围内的一些管理学院负责人筹划发起一个声明,2017年11月推出了立场宣言——“负责任的商业与管理研究: 愿景2030”。核心观点是让管理成为负责任的科学,科学服务社会。宣言呼吁大家积极行动起来,改革目前的商业与管理研究,以实现人类创造更美好世界的最高理想,使得全球商学院将因其对社会福祉的卓越贡献而广受尊重。我们坚信中国未来的工商管理学科一定会越来越好,服务中国企业快速发展的同时,也为世界工商管理理论的创新与发展贡献中国学者的智慧。



(注:文中图表有删减。)

原文刊发:

张玉利、吴刚:《新中国70年工商管理学科科学化历程回顾与展望》,《管理世界》,2019年第11期,第8~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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