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MBA教育网讯】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在我们的周围，打乱了人们的生活秩序、工作秩序。我坚信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我们一定能够战胜疫情，使生活、工作重回轨道。

 这次“新冠肺炎”所带来的影响，无论是社会层面还是经济层面的影响，都是罕见的。在我的记忆里，发生在2003年的“非典”所造成的状况也没有今天这样严重。很重要的一点是当时的外部环境对于我国国民经济发展非常有利，全球经济和我国经济都正处于高速发展期，“非典”对于国民经济发展所形成的阻力不足于阻挡经济发展。这次所发生的疫情，从经济发展背景环境而言，则体现了重大不同。

 主要在于全球经济正长时期处于低迷状态，我国经济也正处于稳增长的关键时期。受打击最大的是服务业，在服务业已经超GDP比重50%以上的背景下，显然给国民经济带来的冲击是不容低估的，加上对国民经济其他部门的负面影响，综合起来，这次“新冠肺炎”的负面影响将大于2003年“非典”的影响。但也要有充分的信心。

先说负面的发展环境问题。在进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之后，我国经济发展的世界经济环境出现了不少负面的变化，对于我国这样一个外向型经济倾向明显的国家而言，影响是巨大的。这些负面的变化主要表现在下述几个方面。

第一，欧洲联盟受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影响，经济一体化受挫。自2009年欧债危机以来，整个欧盟一直处于艰难复苏状态，经济长时期处于低迷状态，导致社会不同阶层的不满情绪快速高涨。进而在其他因素的综合作用下，引发了欧洲不少国家的民粹主义情绪、疑欧情绪，在法国甚至于出现了黄马甲运动，对社会的稳定造成了极大的冲击。同时也对欧洲一体化的前行造成前所未有的困扰。一个直接的结果就是英国终于在2020年1月31日离开了欧洲联盟。英国的正式脱欧会不会起到一个不好的示范作用，客观而言，尚有待观察。但经济层面状况的低迷所起到的作用一定是负面的。

之所以要关注欧洲联盟，是因为欧盟是我国的主要贸易伙伴，仅以2019年前三季度状况而言，中-欧双边贸易占中国贸易总额的比重超过了15%，我国向欧盟的出口占我国出口总额的比重超过了17%。在前述欧洲一体化停滞不前的背景下，可以估计的是欧盟的市场将表现出更多的保护性。

第二，经济全球化受到很大挑战。在世界经济持续低迷的背景下，不少国家对于经济全球化产生了很大的抵触。一些发达国家认为本国经济发展所遇到的问题与经济全球化有着重大联系，甚至于个别国家认为中国经济的发展是建立在不公平的贸易之上。且不评论这些看法的是非曲直，其对外向型经济倾向明显的中国经济而言，所造成的障碍和困难是不可低估的。一个很重要的担忧就是这种对经济全球化的抵触是否会在世界各地蔓延？在全球经济低迷的现在，这种担忧是有一定的合理性的。

经济全球化的出现本身是生产力发展的产物，并且是由发达国家跨国公司所推动的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优化配置。对于参与全球化的国家都是有好处的，只是体现在不同的方面。相关国家对此理应有一个客观的评价，而不能仅仅将贸易作为唯一评判指标。例如，中国是iPhone手机和AirPods Pro耳机的重要生产国，这种状况完全是中国在全球生产体系中的角色所决定的。有关国家实际上更应关注本国经济结构的调整问题，而不是紧盯经济合作与贸易伙伴国。

第三，“新冠肺炎”进一步为全球经济蒙上阴影。今年一月份在湖北爆发的“新冠肺炎”，以相当迅猛的态势在全国蔓延，导致不少城市采取“封城”措施。不仅如此，疫情也在向其他国家蔓延，其他一些国家如日本、美国、英国、德国、泰国等也发现了一些病例，被世界卫生组织宣布为“国际关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不少国家采取了中断航空往来，甚至于采取了关闭人员入境通道的措施。何时可以解除这些措施尚不得而知。这些措施对于阻断疫情传播是合理的，但客观上对于经济发展所发生的作用是相当负面的。在全球经济复苏本已乏力的背景下，势将进一步将经济推向低迷。

前面所讲的都是对包括我国经济在内的全球经济发展的不利因素。显然这些不利因素不是一个月两个月就会消失的。对此，我想应当有足够的思想准备，我们在相当时期内要过紧日子。

除了上述不利因素之外，有利我国经济发展的因素也是不能忘记的。我个人以为下述几个方面是不应当忽视的。

第一，进出口商品结构正在加紧高级化，中国不仅是对世界资本具有吸引力的市场，也是资本输出大国和世界各国（地区）商品的重要大市场。在几十年的国民经济高速带动下，随着经济结构的高级化，我国比较优势也正在由劳动密集型产品向着技术密集型、资本密集型产品方向变化，并且我国也正在成为世界重要的资本输出国。中国的营商环境也在迅速得到改善。根据2019年10月24日世界银行在美国华盛顿发布的《全球营商环境报告2020》，我国营商环境由2018年的世界排名第46位提升到2019年的第31位，连续两年入列全球优化营商环境改善幅度最大的十大经济体。这些意味着中国的市场日益开放，势必有更多的外国产品进入中国市场。有出有进，平衡就健康。显然有助于我国经济的健康发展。

第二，我国的“一带一路”倡议正在为越来越多的国家所接受，“16+1”合作机制也发展为“17+1”。这些都将为我国经济发展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依据中国政府“一带一路”网资料，截止2019年7月底我国与136个国家和30个国际组织签署了195份政府间合作协议，显示政策沟通共识扩大，这为我国与这些国家和国际组织进一步开展经济合作提供了基础。显然这对于我国企业是一利好消息。与此同时，我国与中东欧国家在进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开始建立的合作机制即“16+1”也在2019年迎来了新成员希腊，从而扩充为“17+1”。将可以很大程度上激发我国对外经济合作和贸易方面的比较优势，从而也能在带动我国经济发展方面做出贡献。

综上所述，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确实处于变化之中，存在诸多的不确定性；但我国经济发展的内在活力并未消失，有利条件也是客观存在的。相信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我们一定能战胜疫情，将国民经济推向新的高度。

杨逢珉博士

华东理工大学商学院教授，博导，欧洲研究所所长

中国欧洲学会 常务理事

上海欧洲学会 副会长

上海市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  理事

上海市黄埔同学会亲属联谊会 主任委员

上海市公共外交协会 理事

民革成员，原民革中央委员，民革徐汇区委原主委、徐汇区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