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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商学院
长江商学院是拥有独立法人资格的非营利性教育机构。取势于中国经济之崛起，在政府和李嘉诚基金会的大力支持下，坚持教授治校的理念，致力于促进东西方双向交流，已培养出数以万计备受尊敬的商界领袖，成为融贯中西、整合全球资源的高端学习平台。
来源 | 长江商学院
项 兵
长江商学院创办院长
中国商业与全球化教授
各位毕业生同学、各位嘉宾，大家好！
今天是一个值得铭记的日子，我们线上线下齐聚一堂，举办一次与往届不同的毕业典礼。我谨代表长江所有同仁向1568位EMBA、MBA和企业家学者项目的毕业生表示热烈的祝贺！
从今天起，你们的称呼将从同学变为校友，但不变的是长江人的全球视野、创新精神和责任担当。
近期，国家把实现共同富裕提到一个新的高度。作为非营利性教育机构，长江商学院创办的初心是为中国培养一批具有全球视野与全球担当、人文关怀及社会责任并拥抱创新、驱动创新的企业家，为我们的民族复兴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借今天的机会，我希望与各位分享，全球大变局及全球视野之下，对共同富裕的观察和思考。
实现共同富裕是一个系统、复杂而漫长的过程。
中国首先要迈过的第一道槛，就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成为高收入经济体。
根据2012年世界银行和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共同发布的报告《中国2030：建设现代、和谐、有创造力的社会》，1960年被世界银行列为中等收入的101个经济体中，截至2008年，仅有13个国家和地区进入高收入行列，成功地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
可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战不容低估。中国国情与全球大变局叠加，可能加大了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所面临的挑战。
第一，中国人口基数大，这样一个人口大国实现橄榄型社会结构所需要的高质量就业机会之数量是史无前例的。加上老龄化不断加深，人口结构上有未富先老的压力；人口负增长的可能趋势也加大了这一难度。
第二，中国目前存在的比较严重的收入与财富不均问题。
第三，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与机制尚未成熟，法治建设也有待于完善。
第四，1960年以来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经济体，全部曾经得到了美国的大力帮助和扶持。从当前中美关系及未来预期看，美国帮助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性不大，反而可能会有碍于中国的跨越。
第五，如火如荼的颠覆式科技（尤其是人工智能）的发展带来机器替代人力的趋势，可能深刻影响就业的结构，打造高收入、高品质就业机会难上加难。
2020年，中国的人均国民总收入约10610美元。而要迈入高收入经济体行列需要达到或超过12696美元，也就是说，中国距离跨越中等收入所需要的最低门槛还差大约2000美元。
中国接下来要面临的第二道槛，是从高收入经济体迈向发达国家。
截止目前，全球有80个高收入经济体，但并不是所有的高收入国家都可以称得上是发达国家。
在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而成为高收入的经济体的基础上，通过经济、政治、教育、社会、文化、科技、生态等方面全方位发展，建立比较健全的社保体系，同时也具有较高的人类发展指数，才能跻身于发达国家。
虽然国际组织对发达国家的定义不尽相同，但都涉及以下标准：除了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还包括工业化水平、生活品质，以及人类发展指数（健康长寿的生活、知识和体面的生活水平）。
以韩国二战后发展的过程为例。1994年韩国人均GDP已超过1万美元，1996年加入经合组织。2006年人均GDP超过2万美元，韩国已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而迈入高收入国家行列。但一直到2021年7月，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才正式认定韩国为发达国家，这也是1964年以来的首例。
这样来看，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到被认定为是发达国家，可能要花20多年（1994-2021）的时间，显示了从高收入经济体继续发展成为发达国家这个过程的长期性。
第三道槛，实现共同富裕。
目前，发达国家之中也只有少数真正实现了共同富裕。到目前来看，能够实现共同富裕的经济体不多，包括西欧的几个发达国家（比如，北欧四国、瑞士、卢森堡、德国、法国等）、日本、澳大利亚、加拿大等。
这些共同富裕国家具有的共同特征，是健全的法制社会及市场经济体系加上具有浓厚的社会主义特色的、比较成熟而全面的社保体系。
美国作为全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既拥有全世界可能最为发达的市场经济，也有全球领先的创新能力。在三次分配上——包括公益、慈善、社团组织与公民社会，美国也是独领风骚。然而到目前为止，美国接近完美的市场无形之手（一次分配）和无与伦比的公益捐赠及公民社会（三次分配）的组合拳也未能很好地解决共同富裕问题。
从这一点讲，健全的市场经济和发达的、公平公正的、全面的社保体系是实现共同富裕的两个必要条件。
因此，中国将来要实现共同富裕，还需要在民生、社会保障等方面做出更大努力、加大力度投入，真正实现共同富裕还是要靠法制与市场经济推动的创富和政府主导的强有力二次分配。
根据多年来的观察，尽管西欧国家、日本的社会非常和谐，也基本上实现了全民中产阶级的共同富裕，但这种模式可能存在两大局限：
一方面，与中国相比，匮乏经济上新生代迭代的力量。
主要从三个维度来看：世界500强榜单中的中国企业、全球亿万富豪榜上的中国富豪、以及全球独角兽企业榜单中的中国独角兽，可以代表性地展现出，过去20多年中国培育经济上新生代迭代力量的能力傲视全球。
经济上迭代力量的产生，给年轻人提供了比较好的上升通道。在这方面，我认为中国是全球的一个典范。而已经实现共同富裕的日本、西欧等经济体，尽管科技创新属于世界级的水平，但缺少不断涌现的经济上新生代创富力量。
另一方面，与美国相比，这些强调和谐的共同富裕经济体所面临的重大挑战之一，可能也是过于和谐，难以持续产生原创性和引领式的大风流创新。
以大风流创新开辟新的行业和生态体系，对全球产生重大影响，是目前美国独有的、可以创造大批高收入就业机会的一个重要渠道。从最早的英特尔、微软、思科，到后来的谷歌、亚马逊，再到现在的优步、奈飞，美国能够持续产生原创性和引领式的大风流创新。
那么，面向未来的共同富裕模式会是什么样？
在全球大变局及疫情的影响下，收入和财富不均的情况进一步加剧，许多学者和机构都做了大量的研究，这个趋势可能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纵观全球，实现共同富裕的复杂性、艰巨性、长期性不容低估。从过去的经验来看，成功做到共同富裕国家的共同特点和必要条件是：成熟而完善的法制社会下的发达市场经济（无形之手）和几乎全覆盖的健全的社保体系（有形之手）的“两手组合拳”。
首先，创富是共同富裕的前提。从国家层面而言，需要高度重视市场经济的完善及健全，高度重视企业家及企业家精神。
第一，法制以及成熟而完善的市场经济是创富的根本。《2021年政府工作报告》指出，“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在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完善上，首先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到决定性作用。
第二，构建起 “亲”“清”新型政商关系，为企业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公平竞争是实现创新驱动、产生高附加值工作机会的一个前提条件。
第三，高度重视企业和企业家精神。企业家与企业家精神是高品质包容性创富和共同富裕的基石与前提。
第四，弘扬各类企业的公平竞争。做到民企、外资企业、国企，真正做到公平竞争。有了公平竞争，我们才能一步一步实现创新驱动。
第五， 高度重视实体经济的发展，依仗实体经济打造更多附加值的就业机会。
中国制造业门类齐全、产业链完整，未来通过转型升级，在制造业和实体经济中为中国创造更多的高附加值就业机会，可能是一个重要的聚焦点。
这需要以全球视野学习与借鉴不同国家的高端制造模式，无论是美国依靠强大的基础研究和科学创新能力等硬科技驱动，还是德国制造背后的独具特色的“双元制教育”，日本的专注、精细、“工匠精神”，或者意大利在非主流行业靠品牌、靠设计、靠高端制造打造高附加值的就业机会。
在企业层面，我们也可能要做一些重大调整：
第一，思维的调整。摒弃“向下思维”，转至“向上思维”，从价格竞争走向价值竞争。
过去多数中国企业都是一种“向下思维”，靠价格战和成本优势，一步一步取得国内外市场的优势。
成本优势为中国制造业目前的成就奠定了基础，作出了历史性贡献。中国企业的“向下思维”为全球消费者带来了众多性价比较高的产品，为遏制全球通胀作出了决定性贡献。
但是，这种“向下思维”主导的行业几乎都是中产阶级的“埋葬场”。价格战主导的竞争结果是行业中大批高附加值就业机会以及中产阶层的消失。
面向未来，需要更多中国企业摒弃“向下思维”，转至“向上思维”，加大基础研究与科技创新投入、重视管理流程与理念创新、加强产品的设计与体验和品牌建设及渠道创新等方面，提升中国制造企业的价值获取能力，进而从价格竞争转向价值竞争。
第二，“月球看地球”的俯视思维与大风流创新。
在“洋务运动”以来所形成的仰视思维之下，我们时常局限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和“西学为体，中学为用”的争议之中。在这种仰视思维下，中国企业以往主要是聚焦拷贝与追随，少有做到原创、超越和引领。
在过去取得的巨大发展成就之上，取势于全球大变局和中国新时代，未来中国有条件、也有可能成为继美国之后第二个能产生大风流创新的国家。
例如目前字节跳动已经以其短视频和推荐算法风靡全球，引得脸书等公司效仿，并在全球范围内（包括在发达国家）雇佣了10万员工，在全球创造了许多高收入机会。
我们首先需要有“月球看地球”的俯视视野，同时在全球视野下通过价值对接来进行全球资源整合，聚焦解决世界发展的重大问题，以彰显中国企业在新时代下的全球责任与担当。以源自中国的，并具有全球可复制性、可借鉴性，并引领全球的商业模式、管理理念模式、科技与发明创造以及社会创新，为全球重大发展问题的解决贡献中国智慧与方案。
第三，完善企业群体结构。
企业是现代经济发展的中坚力量，企业的整体强大是实现共同富裕的一个基石。拥有一批竞争力、创新力和价值创造力突出的世界级企业，是实现共同富裕的一个必要条件。
目前中国的企业结构，以私人家族控制的A类企业和政府控制的C类企业为主。面向未来，为了更好地整合全球人才，中国需要大力发展现代企业制度为特征的B类企业。
第四，继续发挥我们过去的优势，加强基础研究及提升科技创新转化为生产力的能力，不断地产生经济上新生代迭代的力量。
第五，企业必须重新界定企业的社会价值。
面向未来，大型企业要取得更大发展空间，必须把自己的社会价值说得非常清楚，并且要在运营中做到，这是企业进一步发展的一个必要条件。
最后，全球视野与责任、学习和借鉴、价值对接与资源整合。
尽管要面对当下逆全球化与反全球化的浪潮，但是无可置疑，中国下一步的发展、繁荣和共同富裕、高附加值的就业机会的打造，需要更多的中国企业以全球视野进行学习和借鉴，更好地整合全球资源，这需要尽快提高我们企业领军人物的全球价值对接能力。
将来，全球大变局中颠覆式科技带来的变革以及世界经济发展模式的不平衡、叠加疫情的影响，或将会加剧市场机制带来的收入与财富不均。因此，政府的再分配之手变得愈发重要。我认为将来社会主义可能会风靡全球，越来越多的经济体将拥抱和践行更为完善而强势的社保体系。
在全球大变局以及疫情后的世界新秩序中，仅依靠市场经济加上社会主义社保体系的“组合拳”来实现与维持共同富裕，或许会力不从心。
面对一系列问题，以及未来颠覆式科技带来的新的变革，这些重大社会问题的真正解决需要“第三只手”，也是长江近年来一直重视的社会创新，来积极配合市场的“无形之手”和政府再分配的“有形之手”。
无论是社会财富不均、社会流动性下降问题，还是发展环境、人与自然关系的问题，全世界都做了比较多的努力。
比如从上世纪50年代就开始重视的企业社会责任（CSR）。在联合国原秘书长安南先生的推动下，2004年我们又一步一步启动“ESG运动”，需要更多的企业更多重视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后来，联合国原秘书长潘基文先生提出17项SDG目标。
无论是企业、国际组织乃至于政府，在过去多年做出了这么多的努力，但是收入和财富不均以及社会流动性下降的社会问题越来越严重， 可持续发展的挑战也越来越大。换句话说，过去的打法没有很好地或者没有根本地解决这些问题，反而这些问题愈演愈烈。
将来，应对日益严峻的三大社会问题（收入与财富分配不均、社会流动性下降与阶层固化以及可持续发展问题），仅仅依靠政府、企业、社团组织、公民社会及国际组织各自单打独斗的方式是很难解决的。
这些重大社会问题的解决需要社会各类机构及力量的跨界通力协作。社会创新的核心是通过跨界协作来整合社会资源，以寻求重大社会问题的解决之道。
社会创新就是打造面向未来的共同富裕社会不可或缺的“第三只手”。
在这一点上，长江做过一系列的思考、探索、实践与创新。长江对社会责任的探索大概可以分成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探索：2005年全球首家将人文课程系统引入商学教育，奠定公益与慈善、企业社会责任以及社会创新的基石。
第二阶段探索：2010年将公益及慈善课程带入学位课程，聚焦培育企业领军人物以及职业经理人的公益捐赠意识。
第三阶段探索：2016年将社会创新课程系统引入管理教育。这是长江商学院重视商学教育社会功能并引领世界管理教育的又一项创新。
第四阶段探索：打造一个培育经济上新生代迭代力量的全球生态体系，并通过社会创新来给全球重大问题的解决，贡献来自中国的方案。
最后，我想对你们说：作为中国的商界精英，长江人有责任也有能力在未来经济发展及社会进步中扮演更为重要、阳光与和谐的力量。希望同学们能够胸怀梦想，不断超越自我，追求卓越。
“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我相信你们从长江毕业后，会带着从长江获得的新知，带着长江人的价值观与家国情怀，真心关注社会进步、关注多数人的福祉，再创奇迹，为我们民族缔造更美好的未来。
“惟思既往也，故生留恋心；惟思将来也，故生希望心。”今日一别，前程万里。无论你们的未来延伸至何方，长江都将是你们永远的精神家园，并将为你们骄傲。祝福你们在未来的生活和事业越来越精彩！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