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贺“2025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WAIC 2025）”今天在上海启幕。在人工智能技术迅猛发展的过程中，“AI价值对齐”（AI alignment）是一个重大的基础性课题。学院“人工智能与创新科学研究中心”特选编转发学界的研究成果，推进跨学科研究。

今天转发华东师范大学何佳讯教授应邀在两个学术论坛上演讲实录的文字稿。第一个论坛是“MSI2024第八届营销科学与创新国际高峰论坛”（2024年4月13日，杭州），题目为“人工智能与人类价值观：强化、重塑与新生”；第二个论坛是“2024人工智能与创新科学论坛”（2024年5月12日，上海），题目是“已看见的前沿：人工智能科技重塑商业与管理”。本文字稿以第一个论坛的演讲为核心，也结合第二个论坛上的演讲内容，并有补充和修改。

上述研究内容是何佳讯教授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人工智能对齐计算：品牌价值观的“新基建”、智能产品开发与智能生态品牌战略研究”（批准号72472052）的基本思想背景。该项目的研究开展周期是2025年1月至2028年12月。

人工智能与人类价值观：强化、重塑与新生

何佳讯

华东师范大学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

上海国际首席技术官学院执行院长

华东师大亚欧商学院中方院长

受MSI 2024论坛的邀请，我讲《人工智能与人类价值观：强化、重塑与新生》这个题目。这个题目很直白，但从学术的角度很复杂，在新人工智能时代有很大的挑战性。我讲两大部分，第一部分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简单回顾人类价值观的经典研究，包括我自己若干项相关研究成果；第二部分重点讲在新人工智能时代，人工智能技术对人类价值观造成的影响。我的观点是，人类基础价值观得到了强化，部分价值观得到了重塑；与此同时，新生了一些影响未来的价值观。过去半个多世纪以来的人类价值观经典研究，应该进入新时代，经典价值观工具应该改写，甚至应该建立新的价值观坐标体系，指引人类走向新的文明时代。

01、人类价值观：历史与经典

价值观是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基础研究主题。1973年，罗克奇（M. Rokeach）出版了《人类价值观的本质》（The Nature of Human Values）一书。按照罗克奇的表述，价值观能够统一所有学科对于人类行为研究的不同兴趣，这凸显了价值观研究的中心地位。他将价值观分为“工具性价值观”（instrumental values）和“终极性价值观”（terminal values）两大类。学者们的努力试图搭建起能够清楚描述人类价值观的统一框架。按杨宜音（1998）的综述，价值观的测量工具层出不穷。目前应用最为广泛的是施瓦茨（S. H. Schwartz）提出的人类价值观框架。施瓦茨（1992）最早提出了归属于四大象限的10类价值观，后来又将这10类价值观中的普遍主义（universalism）细分为两个维度：关注自然（concerns with nature）和社会关注（social concern），最终得到人类价值观的11个维度（Schwartz and Boehnke, 2004）。

（一）价值观的层级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价值观是分层次的，比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分为国家、社会和公民三个层面。在使用价值观的测量工具时要注意到这种差异。将国家或文化体的集合数据层面得到的测量工具直接运用于个体层面的测量，会产生生态性谬误（Mooij and Hofstede, 2010）。大家较为熟知的霍夫斯泰德（G. Hofstede）文化维度理论，最初包含四个维度，即：权力距离（power distance）、不确定性规避（uncertainty avoidance）、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individualism vs. collectivism）、男子气与女子气（masculinity vs. femininity）。这是典型的国家或文化体层面的测量工具。这种集合水平的量表工具被用来测量和解释个体水平的行为现象，会出现问题（Bearden, Money and Nevins, 2006）。

在斯廷坎普和合作者的一项研究中（Steenkamp and de Jong，2010），他们把价值观分为三个层级，其中最高层是国家和文化体层面的价值观（national-cultural values），中间层是一般价值观（general values），即个体层面的价值观，最低层是消费领域的价值观（consumer domain-specific values），可以简称为消费价值观。

（二）两大应用领域

近二十来，我在管理与商科领域对价值观开展了很多项学术研究。至少有两大方面的应用研究，一是消费者行为研究，二是品牌战略研究。前者的主要目标是采用价值观变量对消费市场进行细分，从而对不同用户群体制定不同的策略。与其他人口统计变量相比，价值观变量是较为敏感的变量，可以克服常规变量无法区分群体差异的情况。以大数据进行分析，基本理论仍然是一样的，但显然用户细分的“颗粒度”更小更细。后者的主要目标是使用消费价值对品牌进行定位，建立品牌竞争优势。大模型公司应该建立什么样的价值观？这是我们面临的新课题。下面，以我们开展的数项研究进行简要的解释。

第一项研究是重建了个体层面的长期取向维度（He and Sun, 2020）。前面提到霍夫斯塔德建立的文化维度。后来他在四大维度的基础上增加了第五维度“长期取向”（long-term orientation）。第五维度来源于中国人价值观调查（Chinese Value Survey, CVS）的研究（The Chinese Culture Connection, 1987）。但这个第五维度测量不能直接用于个体层面。因此，比尔登和他的合作者（Bearden, Money, and Nevins, 2006）在跨文化背景中开发了个人层面的长期取向量表，包括传统性和规划性两个维度。我从学理上提出并论证，在中国文化和儒家传统的背景中，“整体性看待时间”还应有反映过去、现在和未来连接起来的价值观，即“持续性”。我们再次从The Chinese Culture Connection（1987）研究得到的维度中，提取四个紧密相关的项目，分别是“礼尚往来”“稳重”“知耻”和 “信用”，构成“持续性”维度，把它们与比尔登量表中的8个测项放在一起，构成新的长期取向构念的测量。通过数据的实证研究，很好地论证了个人层面的长期取向维度实际存在“持续性”“传统性”和“规划性”三个因子，在学理基础上的数据验证表明了其合理性。

第二项研究是提出“文化认同（cultural identity）”新构念，并证实这个新构念比以往的消费者民族中心主义构念能够更好地预测国货购买的态度和行为（He and Wang, 2015）。消费者民族中心主义强的消费者，在态度上支持国货，但在实际购买行为上并不存在显著的关系。但文化认同强的消费者，不但在态度上更喜欢国货，而且在实际行动上也更可能购买国货，更不可能购买外国货。这是因为消费者民族中心主义在定义上是一种外在道德规范性的概念，而文化认同是内在驱动的力量。

第三项研究是证实在商业合作关系中，公司之间的价值观一致性能够显著地积极影响双方的关系质量（He, Huang, and Wu, 2018）。我们从施瓦茨人类价值观框架中选择两个对应的维度“自我超越”和“自我提升”，通过被试衡量自己所在的公司的价值观与客户公司的价值观是否一致，预测双方之间的关系质量，包括信任、口碑和共创价值意愿等。

第四项研究是整体上采用施瓦茨的人类价值观框架（Schwartz and Boehnke, 2004），引入“品牌价值观”构念，采用多种方法开展系列研究，结果证明以中国人的价值观建立中国品牌概念定位的有效性（何佳讯和吴漪，2015）。“中国”作为国家品牌，蕴含了与中国文化一致的品牌价值观，而中国企业的品牌又蕴含了与国家品牌较为一致的价值观。这项研究表明，运用中国文化资源进行品牌概念定位塑造是其建立起全球品牌定位的重要战略方向。

（三）过去研究的若干思考

我过去有关品牌战略与高质量发展研究的重要成果集中呈现在五部著作中，按出版时间先后分别是《长期品牌管理》（2016）、《品牌的逻辑》（2017）、《战略品牌管理——企业与顾客协同战略》（2021）、《中国品牌管理：问题情境和理论思想》（2022）、《国家品牌战略》（2023）。在这些著作的自序或前言中，我对学科史、管理与商科的变革、中国管理研究如何进一步贡献于世界、新理论体系建立等，分别有长篇叙述。西方品牌科学研究的历史发展脉络是怎样的？大家可以看《长期品牌管理》一书的自序；价值观变量如何应用于消费者行为研究？如何进行市场细分？可以看《长期品牌管理》第三章；人类价值观如何应用于品牌战略制定？大家可以看《战略品牌管理——企业与顾客协同战略》第三章第三节；基于行为科学的量表开发与验证的关键问题有哪些？大家可以看《长期品牌管理》第九至第十一章；中国管理研究为世界做出贡献的路径有哪些？可以看《中国品牌管理：问题情境和理论思想》前言，即《中国理论思想对世界管理研究的贡献：脉络、进展与方向》。今天，我们的管理研究不仅仅是要服务中国企业的实践需求，还要为在世界知识体系发展做出贡献。我撰写的教科书《战略品牌管理——企业与顾客协同战略》，正是建立了不同于欧美的战略品牌管理新体系，希望能够贡献于世界范围的知识共同体。在近期出版的《国家品牌战略》前言中，我建立了国家品牌战略的六维理论架构，概括科学研究与思想旅程。这也是一项不同于西方传统的国家品牌或全球品牌化研究的成果。

02、人工智能驱动下的人类价值观

2024年3月，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人工智能+”，旨在推动人工智能应用创新实践。人工智能作为一种基础性、驱动性的技术力量，与制造、医疗、教育、交通、农业等多个领域进行深度融合，创造出新的产品、服务和商业模式，推动传统行业转型升级和社会经济结构变革，这是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题中要义。

含有智能技术和功能的各类智能产品和服务，包括各类机器人、自动驾驶、智能家居、大语言模型等，我们统称为智能体（AI agent）。它们在和人类互动协作过程中，需要思考的关键问题之一在于，智能体的行为和动作是不是符合人类意愿？智能体的价值观是不是遵从人类价值观？这在学界和业界被称之为人工智能对齐（AI Alignment，亦常被称为“人工智能价值对齐”）。人工智能对齐旨在使人工智能系统的行为与人类的意图和价值观一致。对齐失败即是人工智能可能造成危害的最突出的原因之一。人工智能对齐问题的高度关注，反映人们对人工智能系统能力提升所带来的潜在高风险和安全的担忧。

一个典型概念是算法偏见（algorithm bias），反映了价值观层面存在的问题。关于AI对齐的研究，举例而言，当自动驾驶出现危机的时候，首先保护行人还是首先保护乘客？是公共利益优先还是用户优先？是否存在悖论？Bonnefon等（2016）借助线上被试招募和问卷调查网站设计了多个实验场景，收集得到1928名被试对功利性自动驾驶汽车（utilitarian vehicles）的态度。调查结果表明，大部分人普遍认可功利性自动驾驶汽车，但是人们更希望他人购买此类汽车，自己更倾向于购买不惜一切代表保护乘客的汽车。这种矛盾不仅反映了人性的复杂性，也暴露了传统伦理观念在人工智能技术语境下的挑战。

Awad等（2018）进一步扩展了这一讨论，研究涵盖了来自233个国家和地区的近4000万消费者，针对自动驾驶汽车存在道德困境的行为决策，揭示了三种全球性的价值偏好：优先保护人类而不是动物，优先保护更多生命而不是更少生命，以及优先保护年轻的生命而不是年老的生命。这些偏好揭示了全球范围内在道德决策中的普遍原则。如何把这些道德原则融入到智能体系设计中，把超级智能在行为的过程中体现出的价值观与人类道德准则对齐，确保人工智能的伦理发展符合人类的长远利益，是每一位人工智能科技从业者和公共政策制定者不可回避的责任。

在智能体与人类的协同互动中，我们不仅可以看到技术的进步，而且可以洞察深层的文化、伦理和社会结构变化。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一方面是强化了人类的基础价值观，另一方面也促进了人类价值观的重塑以及新生。人类价值观的强化、重塑、新生，推进人类进入新的文明时代。

（一）人工智能驱动下强化的价值观

“强化的价值观”是指在人工智能广泛应用的技术环境中，人类价值观中若干基础性的方面得到了强化，人们认为某些价值观比以往时代显得更为重要，更要重视并需要在实践中强调体现。

2024年3月，斯坦福大学教授李飞飞在对话英伟达首席科学家Bill Dally时说到，“如果工作是人性的一部分，是定义我们创造力的一部分，定义我们的独特性，定义我们的意图、我们的同情心、我们与他人独特的情感联系，以及我们每个人对他人或对社会可能产生的独特贡献。我认为这些永远不会被完全取代。我们会利用机器来帮助我们更好地完成这类工作。”由此，我们认为AI技术的存在并不会替代人类，而是会作为工具辅助人类活动。在这一过程中，人类既有的特定价值观得到了强化。下面具体阐述若干方面。

第一，公平正义、安全、公开透明、可持续性。2019年3月18日，斯坦福大学成立“以人为本的AI研究院”(Stanford Human-Centered AI Institute，下简称HAI)，在HAI成立大会现场演讲中，院长李飞飞围绕人类（Human）、赋能（Augment）、智能（Intellect）三个关键词讲述了HAI，也是未来AI发展的愿景：第一，AI技术应该受到人类智能的启发；第二，人工智能的发展必须以人的影响为指导；第三，AI的应用应该增强人类，而不是取代人类。

2022年3月20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加强科技伦理治理的意见》，提出“科技伦理是开展科学研究、技术开发等科技活动需要遵循的价值理念和行为规范，是促进科技事业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提出五大类科技伦理原则：增进人类福祉；尊重生命权利；坚持公平公正；合理控制风险；保持公开透明。基于上述文件，国家人工智能标准化总体组联同全国信息技术标准化委员会人工智能分委会发布《人工智能伦理治理标准化指南（2023版）》，确定了进一步细化的十大人工智能伦理准则，具体为以人为本（for human）、可持续性（sustainability）、合作（collaboration）、隐私（privacy）、公平（fairness）、共享（share）、外部安全（security）、内部安全（safety）、透明（transparency）和可问责（accountability）。这十大准则，两两一组，分别对应于前面的五大类科技伦理原则。

第二，自我超越（self-transcendence）。在人类基本价值观的研究中，中国老子《道德经》中的核心思想“道法自然”，被西方学者用量化的方法，表达为人类价值观的高阶维度“自我超越”（self-transcendence），它包含两个子维度：社会关注和对自然的关怀，以及仁慈（Schwartz, 1992; Schwartz and Boehnke, 2004）。“自我超越”与“自我提升”（self-enhancement）正好对应相反，后者包括追求权力、成就和享乐等。自我超越对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作出了重要的发展。传统上，自我动机理论的研究是基于内隐态原理（homeostasis principle）。该理论认为，人们普遍关注的是如何维持和恢复自己内在的平衡，并最终减少紧张（Leary，2007）。但Frankl（1966）提出，这个理论忽视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即人类会追求自我超越。马斯洛对此赞同，在晚年时期对五层次需要理论进行了升级，补充第六层次自我超越需要，把它的内涵界定为：包括但不仅限于为他人服务、对理想（如真理、艺术）或事业（如社会正义、环境保护主义、科学追求、宗教信仰）的奉献，以及想要和被认为是与超越的或神圣的事物联系在一起的愿望（Maslow, 1969）。达到这个层次的个体不再仅限于追求个人利益，而是开始认同那些比个人利益更伟大的事物。修正后的需要层次理论对生命意义的世界观有了更全面的阐述，对利他主义的动机有了更广泛的理解，并且实现了将宗教和灵性心理融入心理学的主流。有关道法自然与自我超越的关系，可以进一步参阅我写的《中国理论思想对世界管理研究的贡献：脉络、进展与方向》，以前言的形式发表在《中国品牌管理：问题情境和理论思想》（何佳讯，2022）一书中。

（二）人工智能驱动下重塑的价值观

“重塑的价值观”是指在人工智能广泛应用的技术环境中，人类价值观中若干重要的方面得到了改变和提升，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赋予这些价值观新的内涵和境界，让原本是理想的向往变成了可见的现实。

在商业世界，竞争与竞争的思想具有核心地位。上个世界80年代，迈克尔·波特（Michael Porter）创立基于战略定位的竞争优势理论成为教科书的圭臬。之后，大批学者前赴后继，试图更新和发展竞争理论。例如，C.K.普拉哈拉德和合作者提出共创价值的理论，认为未来的竞争依赖于新的价值创造方式，即基于以个体为中心，由顾客与企业共同创造价值（Prahalad and Ramaswamy, 2004）；阿德纳提出创新生态系统（innovation ecosystem）的概念（Adner, 2006; Adner and Kapoor, 2010），它的核心含义是：通过协作安排，焦点公司与其他合作伙伴嵌入相互依赖的系统中，使得整个系统的参与者能够共同提供一个面向顾客的整体解决方案，从而创造超越单体公司能力范围的价值；托德·曾格（Todd Zenger）提出超越竞争优势，通过远见、洞察和互补性模式，实现可持续价值创造（Zenger, 2016）。这些新思想新视角，改变了冲突上我们对于竞争的意识和价值观，从竞争对抗走向合作，通过竞合（co-opetition）的非零和博弈，实现双赢。在新人工智能时代，在人类与智能体进行广泛合作互动的现实中，人类对于智能体的认知、体验和关系状态的进化，将重塑人们对于竞争与合作的价值观。竞争与合作将出现新的内涵和意义。

上个世纪90年代在软件产业的开源运动导致了开放式创新的诞生。软件开源对创新持更加开放的支持态度，它通过在互联网上发布公开可见的计算机源代码颠覆了知识产权的概念。亨利·伽斯柏（Henry Chesbrough）在此基础上提出开放式创新（open innovation）理论，强调知识在透过公司的边界有目的地流入和流出，而这种流入和流出分别是为了“撬动”知识的外部来源和商业化路径。这一新思维建立在一种认识上：在这个充满海量知识的世界里，囤积技术是一种自我限制的策略。不管规模多大的组织，都再也不能忽视庞大的外部知识了。传统的商业战略引导企业在价值链中建立防御力量，对抗竞争威胁和权力，这意味着构建竞争壁垒的重要性，而不是促进开放。但软件行业一直在尝试基于通过开放式创新利用集体创造力的新商业模式。伽斯柏（Chesbrough, 2007）提出开放战略的价值创造和获取，平衡了传统商业战略的原则与开放创新的承诺。

以生成式人工智能和通用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代技术，正在促进并进一步重塑开放创新的战略和价值创造，进而影响人类价值观。2023年11月23日，特斯拉CEO埃隆·马斯克（Elon Musk）宣布，特斯拉现已“完全开源”其初代Roadster跑车的设计和工程。他表示“我们拥有的一切，现在你也拥有”，并发布了所有人都可以访问的研发文件。2024年3月17日，马斯克旗下xAI宣布开源Grok-1，以3140亿参数量成为市面上最大的开源大语言模型。xAI于2023年7月12日由马斯克成立，该公司的目标是专注于回答更深层次的科学问题，希望未来可以利用人工智能帮助人们解决复杂的科学和数学问题，并且“理解”宇宙。除此之外，包括被视为“欧洲版Open AI”的Mistral AI，阿里巴巴的通义千问等企业，均选择了开源路线。根据《中国人工智能大模型地图研究报告》，截止2023年5月28日，我国大模型数量已达79个，超半数已开源，如清华大学的ChatGLM-6B、复旦大学的MOSS。

（三）人工智能驱动下新生的价值观

“新生的价值观”是指在人工智能广泛应用的技术环境中，人类在社会生活和商业实践中诞生了一些新的价值观，或者原本不是高阶维度或基本维度的价值观，越来越凸显其重要地位，应该成为高阶维度或基本维度的价值观，进入人类价值观框架和测量工具中，从而对经典的成果进行改写。

2022年6月11日，我在学院的一次公开课上，发表了“应对重大挑战的管理教育”的演讲。“重大挑战”（Grand Challenges，简称GCs），源于联合国在2015年提出的17个可持续性发展目标（SDG），这17个可持续发展目标在社会各个领域中都是重大的挑战，包括环境问题、社会不平等问题、社会繁荣问题等。GCs的解决方案通常涉及个人和社会行为的改变、行动组织和实施方式的改变，以及解决这些问题的技术和工具的进步。因此，解决 GCs 可以从根本上描述为一个管理（组织）和科学问题，需要多个不同的利益相关者朝着一个明确的问题或目标进行协调和持续的努力。

可持续性发展目标推进人类的进步，即源于通过集体、协作和协调努力来实现这些明确的目标。许多可持续发展目标与管理学者直接相关，其中主要包括“体面工作和经济增长”（SDG 8）、“工业、创新和基础设施”（SDG 9）和“负责任的消费和生产”（SDG 12）；管理学者已经开展的重要研究包括“消除贫困”（SDG 1）、“健康与福祉”（SDG 3）、“性别平等”（SDG 5）和“减少不平等”（SDG 10）等。以可持续性发展目标为核心的重大挑战，促进我们建立可持续发展的价值观。基于重大挑战的全球协作特性，可持续发展的价值观应该在人类价值观的基本架构种凸显出来，成为全球普适的主流价值。

新生的价值观还可能是“未来主义”（futurism）。“未来主义”的概念早出现于20世纪初期，是欧洲艺术领域的一种流派和思潮，反映年轻艺术家受第二次工业革命影响，要求创新的强烈愿望，主张关注与新时代适应的美学。在今天的新人工智能时代，颠覆性创新带给人类社会的巨大影响前所未有，无限的未来想象，无限的未来不确定性，促使我们形成未来主义的价值观。这不同于“长期主义”的价值观。如果说，在时间维度上，长期主义是可规划的未来，那么未来主义是无尽的未来。这好似企业的“愿景”（vision）与“宗旨”（purpose）的差异，前者是长远的、希望能够实现的目标，而后者是永恒的追求，无论能够实现与否。

展望新人工智能时代的未来，超级智能体将带来什么？它会拥有主体意识吗？对人类是福音还是其他后果？这些重大问题在学界和业界已经展开讨论。无论如何，“未来主义”是我们应该建立的价值观，它本质上是与可持续发展目标相融的积极理念和精神内涵，值得我们倡导。

03、加快建构AI伦理及其配称的价值观

近一年来，全球AI科技和产业界不断发表声势浩大的有关AI安全的公开信，预示了已接近并将要超越人类智能的人工智能技术所蕴含的安全风险。

2023年3月22日，生命未来研究所（Future of Life Institute）向全社会发布了一封《暂停大型人工智能研究》的公开信，上千名科技名人和AI专家签署；2023年5月30日，非营利组织“人工智能安全中心”（Center for AI Safety）在其官网发布一封联名公开信，超过350位AI专家签署，整个声明只有一句话：减轻AI（给人类）带来的灭绝风险应成为全球性的优先事项；2024年3月6日，风投机构SV Angel发布AI公开信，谷歌、微软、Meta和OpenAI等超过300家机构签名，承诺“致力于建设将为人类更美好的未来做出贡献的AI”；2024年5月21日，在韩国首尔召开的第二届人工智能安全峰会上，来自全球 15 家顶级人工智能公司共同就AI开发安全承诺达成一致，签署前沿人工智能安全承诺（Frontier AI Safety Commitments）； 2024年6月4日，13名来自OpenAI和Google DeepMind的前员工与现员工联合发布一封公开信，声讨包括 OpenAI 在内的前沿 AI 科技公司的鲁莽和保密文化，指出目前人工智能行业缺乏足够监管、需要全面改革。

这一连串公开信有明显共同的要旨，即人类不应该冒着失去对文明控制的风险，只有当确保强大的人工智能系统的效果是积极的，其风险是可控的才能继续开发。AI公司和从业者要确保前沿人工智能安全的负责任治理结构和透明度，有共同的责任为今天和后代做出选择，最大限度地发挥AI的优势并降低风险。

人工智能治理和伦理必须加快跟上甚至要提前于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速度。这是我们目前面临的重大挑战。我的观点是：加快建构与AI伦理配称的人类价值观，强化支撑AI伦理的人类基础价值观，倡导AI重塑的商业价值观，大力发展引领AI发展的新生价值观，以强大的全人类力量，发展未来AI世界的新文明。

参考文献略

学者简介

何佳讯

华东师范大学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技术与创新管理”学科点负责人；理学硕士、管理学博士；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上海市浦江人才计划获得者，闵行领军人才；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国际首席技术官学院执行院长、亚欧商学院中方院长。近年主要研究领域为人工智能与创新科学、科技创新与商业战略，以及科创人才教育。

目前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人工智能对齐计算：品牌价值观的“新基建”、智能产品开发与智能生态品牌战略研究”（批准号72472052）。近年科研成果发表于《管理世界》《研究与发展管理》《科学管理研究》《科技管理研究》《科技进步与对策》等。历年来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管理科学部）六项，在国内外顶级或核心期刊以及报刊杂志上发表中英文论文和文章、出版著作和译著等累计300余篇（部），获教育部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含一等奖、二等奖）八次。

倡导建立科技商学，主张在世界范围内提升中国管理研究的学术领导力，并推行科创高管思维和创新领导力教育创新实践。兼任中国高等院校市场学研究会副会长，上海市市场学会副会长。曾受国家留学基金公派，长期访问工作于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Kenan-Flagler商学院，也曾短期受邀访问或讲学于美国纽约大学Stern商学院、法国里昂商学院、法国里昂第三大学IAE管理学院、美国辛辛那提大学Lindner商学院、新加坡国立大学商学院、奥地利格拉茨大学等世界各地高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