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华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数字经济专硕项目主任、教授

各位老师，今天我想以中国人民大学首届数字经济专业硕士（MDE）完整培养周期的实践为基础，系统汇报我们在实践成果培养方面的探索与思考。数字经济专硕允许学生以案例研究、研究报告、创新设计、发明专利等实践成果申请学位，这在财经类乃至社会科学专业学位培养中都是一项重要创新。目前全国各培养单位都处于摸索阶段，我们首届学生的培养与毕业情况，既积累了初步经验，也暴露出不少待解难题。

我的汇报围绕三个核心问题展开：第一，如何在培养全流程中设置有效“抓手”，引导学生真正产出高质量实践成果；第二，首届MDE学生的毕业成果呈现哪些特征，毕业论文类型的分布以及就业去向如何；第三，实践成果落地过程中，教师、学生与培养单位共同面临哪些现实挑战。

一、全流程“抓手”：把实践嵌入培养肌理

（一）抓手一：在培养方案中预留“真实践”学分

我们首届MDE共50余名学生，分属两个校区、两套培养方案：中关村校区由经济学院培养，苏州校区由智慧治理学院培养。两套方案方向各有侧重，但都专门设置了实践板块。中关村校区开设2学分的《数字化转型前沿》，苏州校区则设置了6学分、横跨两个学期的《项目制课程》。

《数字化转型前沿》从设计之初就明确了两项原则：一是师资“走出校园”，不能仅由校内教师授课，必须大量引入业界专家；二是课堂“走出教室”，不能局限于校园场景。首届50余名学生曾集体赴深圳开展为期10天的实践课程——选择深圳，是因为其数字经济产业生态极为完整，既有腾讯、华为、中兴、OPPO、比亚迪等头部企业，也有大量创业型主体与新业态企业，能让学生同步接触平台经济、硬件制造、智能制造、内容产业等多元实践场景。

我们避免“参观+合影”式的走马观花，而是将调研设计为闭环流程：调研前，学生分组收集企业与行业二手资料，梳理赛道特征、商业模式与核心问题；调研中，开展现场参访与深度访谈；调研后，邀请相关企业专家与学生开展专题研讨。学生带着问题入场，带着观察交流，最终完成总结汇报。这种安排显著提升了学生对产业问题的理解深度，不少后续的竞赛成果与毕业论文案例，都萌芽于这次深圳调研。

苏州校区的《项目制课程》力度更大，6学分分两个学期推进，我们尝试借鉴工科培养逻辑，推动数字经济、金融科技、电子信息等专业学生混合组队，由2-3名教师带队，围绕企业、政府等主体提出的真实项目持续攻关。课程坚持“地方出题，人大答题”，我们不苛求学生在短期内彻底解决实践难题，但要求必须真正“沉下去”——理解现实约束、识别核心矛盾、提出可讨论的解决方案。

（二）抓手二：将实践融入重点核心课程建设

第二个抓手是重点课程建设。经济学院遴选了《数据要素理论与实践》《数据分析与经济决策》《数字经济反垄断与竞争政策》等课程作为重点建设对象，每门课给予专项建设经费。我们对课程建设的核心要求是：必须有校内主责教师，同时吸纳校外专家共同备课、授课，坚决避免课程沦为固定教材与PPT的重复宣讲。

以《数据要素理论与实践》为例，2025年，这门课程以“国家数据局发展研究院+企业+人大师生团队”三方协同的培养模式。 国家数据局发展研究院遴选全国范围内数据要素领域成果卓著的企业，并提出最终案例的市场需求和政策导向。遴选出来的企业提供调研资源和相关资料。而人大这边，首先由教师讲解基础的概念、理论和改革前沿动态，然后，分为10个小组，由教师带队进行调研、访谈。整个过程中，国家数据局发展研究院和人大教师团队负责把控课程质量与研究逻辑，学生开展调研与案例撰写。经过多轮修改后，最终形成的十篇案例被编入了由国家数据局发展研究院主编、党建读物出版社出版的《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案例选》一书。

对专硕培养而言，这种模式的优势非常明显：如果学生能在求职面试中清晰讲述自己深度参与过的一个数据要素项目，其价值远高于机械背诵几个理论概念。同时，实践型课程必须保持动态更新。数据要素市场的政策导向、企业实践迭代极快，如果坚持实践导向，就不能十年用同一套PPT，必须持续将新的制度安排、中介形态、交易机制与典型案例纳入教学。

（三）抓手三：以专项调研对接真实产业场景

除正式课程外，经济学院还组织了多次专题专项调研：围绕跨境电商赴广州调研，围绕电商直播赴义乌调研，围绕新能源汽车产业链赴合肥调研。调研主题选择紧扣中国数字经济实践发展最前沿领域，每次调研活动都强调事先了解行业企业背景、事中多提问多观察多沟通、事后总结梳理有成果输出，拒绝泛泛的城市或企业参观。

需要指出的是，这些看似简单的活动，背后需要大量资源支撑：政企对接、交通食宿安排、教师带队、学生分组、材料准备、后续报告撰写，无一不需要经费与时间投入。这也让我们深刻意识到：实践成果绝不是毕业前“临时抱佛脚”能写出来的，必须在两年培养周期中持续投入人力、财力、时间与社会资源。

（四）抓手四：推动教师转型，夯实实践指导能力

第四个关键抓手是教师自身的转型。人大经济学院长期以理论与实证研究见长，但专硕培养面向实践，要求教师必须掌握案例开发、实地调研、行业分析的方法。近年来，经济学院数字经济团队教师先后获得了2022年“农产品流通价值链重构与农业数字化转型”、2024年“数据流通、数据治理与数据价值释放”、2025年“数字技术快速迭代背景下的中国支付产业创新与演进”等教育部主题案例立项，这些项目成为教师带领学生深入行业的重要载体。

以支付产业案例项目为例，围绕“扫一扫到碰一下”的产品迭代、数字人民币平台演进、跨境支付互联互通等具体问题，学生需要系统理解技术原理、业务流程、监管制度与企业战略，完成访谈、资料整理与案例写作。这个过程也推动教师从纯理论研究者，逐步成长为能识别、解释实践问题的研究者。

制度激励是转型的重要保障。目前，案例成果已逐步纳入高校科研评价体系，部分学院将高质量入库案例认定为核心期刊成果。如果教师职称评审、绩效考核仍仅认可传统论文，要求教师长期投入案例开发与实践教学就难以持续。

二、首届毕业生画像：实践导向对成果形态的塑造

截至2026年7月，首届学生顺利毕业。从成果类型看，中关村校区30名学生中，实证类论文5篇、案例分析24篇、发明专利1篇，以实践成果申请学位的学生比例高达80%；苏州校区23名学生中，实证类论文12篇、案例分析10篇、创新设计1篇，以实践成果申请学位的学生比例也超过50%。

人民大学两个校区的这个比例差异，恰恰印证了我们的判断：培养过程会直接塑造最终成果形态。中关村校区在课程、案例项目与专项调研中持续强化案例训练，积极推动教师转型，每个学生在校期间参加过数十次的产业企业调研，与数十个行业专家进行过交流，对数字经济实践前沿具备丰富的了解，因此学生毕业时自然更倾向于选择案例分析；而苏州校区智慧治理学院成立时间较短，团队主要是留校不久的青年教师，青年教师多接受传统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训练，因此学生选择实证论文的比例更高。

在毕业论文评审季，面对新形态的实践成果，我们也遇到了新的挑战。中关村校区一名学生提交了发明专利题目是“一种基于智能任务搜索器的任务分配方法、系统与存储介质”。在答辩前的评审阶段，立刻暴露出痛点：经济学院教师难以精准评价技术专利本身，若完全交由技术专家评审，又可能忽略其与经济学专业学位的关联性。最终，我们采取折中方案，要求学生在专利技术说明之外，补充了市场可行性与实际应用价值分析。

苏州校区一名学生提交了创新设计，题目是“面向证券投资的记忆增强智能体架构设计与决策机理研究”，核心是智能体架构设计。在最终成果撰写过程中，我们同样要求其补充应用价值、数字经济效应及政策建议等经济分析内容，在一定程度保持与传统经济学论文的一致性。团队内部经过多次讨论，目前达成的共识是，发明专利与创新设计确实拓展了实践成果的空间，但现阶段培养单位普遍缺乏成熟的评审规则与范式，步子不能迈得过大。

在案例研究、研究报告、创新设计等几个实践成果类型中，案例研究报告有相对较多的参考资料，相对容易一些。以往的社科专硕培养、MBA商学院培养以及国外的管理学院，都积累了众多的案例库。可供教师、学生参考。相比之下，研究报告与创新设计目前缺乏稳定的评价模板。“研究报告”究竟指向行业研究、企业咨询还是政策报告，不同类型在结构、标准上差异极大。首届实践成果大赛中，就曾出现不同形态成果混同赛道的情况。未来我们需要通过举办实践成果比赛、优秀毕业实践成果评选、教师研讨等活动构建实践成果库，逐步形成可复制的分类模板——比如行业研究报告如何界定问题、组织事实、形成判断，政策报告如何衔接证据与建议，创新设计如何呈现产品、技术、场景与经济价值，都需要逐步凝聚共识。

从就业去向看，首届学生真正进入互联网或科技企业的比例不算高，更多进入公务员与事业单位、国央企，以及银行、证券、基金、保险等金融机构，也有少量学生选择继续读博。这与培养方案中“面向数字企业数字化岗位”的预期存在一定差异，但我并不认为这是MDE培养的失败。社会科学学生的就业偏好本就受地域、稳定性、职业预期等多重因素影响，而数字化正在渗透所有部门：政府需要数字政府建设，国央企需要数字化转型，金融机构需要金融科技支撑。学生在校期间形成的数字经济知识、数据分析能力与对技术变革的敏感度，完全可以迁移到这些岗位中，发挥长期价值。

三、实践成果落地的四类现实挑战

结合首届培养经验，我们认为实践成果的推广仍面临四方面核心困难：

第一是教师转型压力。 多数培养单位依托传统经济、管理或金融学院设立数字经济专硕，存量教师原本未必聚焦数字经济研究，也缺乏行业实践经验。若考核机制仍以论文发表为核心导向，教师就缺乏投入大量时间开展调研、开发案例、对接企业的动力。培养单位需要从课程建设、科研认定、工作量核算等方面提供系统性制度激励。

第二是评审不确定性。 实践成果进入匿名评审环节后，培养单位无法控制评审专家是否熟悉新的成果类型。如果专家仍沿用传统学术论文标准评价案例、研究报告或创新设计，学生可能面临较大的评价风险。这也导致很多学校理性选择“最安全”的传统论文，成为实践成果推广缓慢的重要原因。

第三是学生参与动力不足。 不少学生入学后较早明确考公、进入金融机构或实习的规划，对企业调研、案例比赛的兴趣有限。即使学校投入资源，也不能假设所有学生都主动参与。如果实践板块缺乏学分支撑、导师要求或明确的成果激励，很容易被学生视为与就业无关的额外负担。

第四是资源投入的制度化难题。 实地调研需要经费，政企对接需要长期关系积累，教师有科研与行政任务，学生又较早开始实习求职，实践培养的成本远高于传统课堂教学。如何将这些成本纳入制度化保障，而非依赖个别教师的奉献，是项目可持续运行的关键。

总体而言，人大MDE的实践探索仍处于起步阶段，我们期待与兄弟院校共同交流，逐步完善数字经济专硕的实践成果培养体系，为社科类专硕教育改革积累更多可复制的经验。

来源：本文根据程华教授在全国数字经济专硕（MDE）教学与人才培养师资培训班（2026）的演讲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