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在改革开放40年多的进程中，中国经济实现了大发展，无论是经济总量还是经济发展水平都实现了大跨越。然而，在发展经济的同时，中国并没有能够同时很好地顾及生态环境方面的问题，致使一些地区出现经济发展了但生态环境却恶化了的局面。2013年中国GDP增速从高速变为中高速，标志着中国经济发展进入了新常态。今后，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应该是可持续的发展模式，将绿色发展作为新常态背景下国家经济发展的新战略。绿色发展的核心内涵就是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其动力来源于中国区域经济增长的非均衡性，克服发展方式与发展理念的约束条件，实现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中国经济 绿色发展 生态环境 区域经济 发展理念 可持续发展

       中图分类号：F124.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636（2019）08-0003-13

       经过4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的国民经济得到了长足的发展，GDP已经排到全球第二位的水平，2018年GDP总量超过了91万亿人民币，在不远的将来就会超过100万亿人民币，经济体量不可谓不大。对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中国经济发展，中央政府做出了“新常态”的重大判断，经济发展正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但对现阶段中国而言，传统增长模式的弊端已经充分暴露，即在发展经济的同时，没有能够同时很好地顾及生态环境方面的问题，能源资源和生态环境约束已经越来越紧，粗放型增长带来的经济增长成果甚至已不足以抵消能源资源消耗和健康损失，致使一些地区出现了经济发展、生态环境恶化的局面。要使经济增速平稳过渡，使发展动力顺利转换，实现发展方式的实质性转变，实现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就要真正缓解资源环境硬约束，切实走上可持续发展之路，将绿色发展作为新常态背景下国家经济发展的新战略，把生态环境放在一个突出的位置，做到金山银山不负绿水青山，实现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可持续发展，把建设“美丽中国”作为中国方案贯彻落实。

       人类自18世纪迈入工业化门槛以来，就一直没有很好地关注生态环境问题，而是一直关注产出和消费，而今留给后人的地球在许多领域也是难以可持续发展的。难怪英国一家媒体认为，英国人创造了供给，从而开启了工业革命进程；美国人创造了需求，因而持续深入推进了工业化；中国人要想继续引领人类工业化进程，就只有提供一种可持续的发展模式。可以说，可持续发展对于中国乃至于全世界，都是至关重要的。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阐述了人与自然的关系，他认为“自然界……是人的无机的身体。人靠自然界生活。这就是说，自然界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不断交往的、人的身体。所谓肉体生活和精神生活同自然界相联系，也等于说自然界同自身相联系，因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马克思在这里进行了清晰的阐释，人有两种身体，一种是有机的身体，即人的身体；另一种是无机的身体，即自然界。人类离开了自然界，将无法生存，只有与自然界融为有机的整体，才能实现人类可持续地生存发展。恩格斯甚至举例进行了说明，他说道：“美索不达米亚、希腊、小亚细亚以及其他各地的居民，为了想得到耕地，把森林砍完了，但他们梦想不到，这些地方今天竟因此成为荒芜不毛之地，因为他们使这些地方失去了森林，也失去了积聚和储存水分的中心。”恩格斯的描述与今天有许多相像之处，人们为了眼前的经济利益不惜毁坏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让子孙后代的生存变得不可持续，这是非常悲哀的一件事情。自工业化社会起始以来，人们就一直没有正视自然环境的重要影响，而是一味地加以利用，把自然环境视为一种可以永续提供各种资源的宝库，并没有想过有朝一日自然资源枯竭以后人类该如何可持续地生存下去这样的问题，从而导致对自然资源不间断的开发，直至其资源枯竭，出现千疮百孔的局面。其实，马克思对自然环境的未来是有前瞻性论断的，他认为：到了共产主义社会，生态环境的问题才会得到有效解决，“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马克思通过共产主义，在人与自然界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有机地将人与自然融为一体，从而彻底消灭了人与自然界之间的矛盾。今天提倡的可持续发展，一定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建立在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基础上，这样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经济增长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天然和谐的，有些时候，“由于工业化、城市化的过程，大大加剧了耕地、淡水、森林和矿产的消耗，当人们庆祝经济这棵大树结出累累硕果的同时，人类赖以发展的环境却被破坏的十分严重，百孔千疮。”这表明，自然界的承载能力是存在极限的。“增长的极限是由地球的承载力所决定的，特别是由其接纳来自世界经济系统的越来越多的废物的能力所决定。”“如果没有给予环境——无论是人工环境还是天然环境——以充分注意，经济增长不会是可持续的。”“进一步说，如果对这些生态资源的保护水平高于最低标准的话，可以不断促进而不是阻碍经济的发展。”“直觉告诉我们，只要经济决策中将环境影响全面、系统地考虑进去，不损坏环境的可持续增长是有可能的；换句话说，经济增长同负面的环境影响之间的关系是可以缓解的。”由此可以发现,人与自然界之间的关系，一是经济活动不可能脱离自然环境的约束任意发展下去，二是自然环境也不是经济发展的羁绊，阻碍经济的快速发展。经济增长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就是可持续的经济发展方式可以促进自然环境的优化，不可持续的经济发展方式会恶化自然环境，其中核心的影响因素就是经济发展方式。为此，要改变发展经济时固有的观念，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使经济发展与自然环境优化目标协调一致，发展经济为了自然环境的优化与可持续，自然环境的可持续也不是终极目的，而是要更好地促进经济发展，这样，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就会协调发展共同进步。这也恰好吻合了马克思等革命导师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论证，将人作为自然界的一个组成部分，发展是要与自然环境的优化同步进行，绝不能为了短期的利益而损害了自然环境的长远健康。

       联合国环境署在1989年曾经发表过《关于可持续发展的声明》，对可持续发展进行过诠释，认为：“可持续的发展系指满足当前需要而又不削弱子孙满足其需要能力的发展，而且绝对不包含侵犯国家主权的含义。环境署理事会认为，要达到可持续的发展，涉及国内合作及跨越国界的合作。可持续的发展意味着走向国家和国际的均等，包括按照发展中国家发展计划的轻重缓急及发展目的，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援助。此外，可持续的发展意味着要有一种支援性的国际经济环境，从而导致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持续经济增长与发展，这对于环境的良好管理也是具有很大重要性的。可持续还意味着维护、合理使用自然资源基础，这种基础支撑着生态抗压力及经济的增长。再者，可持续的发展还意味着在发展计划和政策中纳入对环境的关注和考虑，而不代表在援助或发展资助方面的一种新形式的附加条件。”从可持续发展的定义来看，在发展经济提高人民生活质量的同时，不能以牺牲自然环境为代价，特别是要注重代际间的可持续，千万不能本代人利用自然资源实现了生活条件的改善，而占用了本该属于子孙后代的自然资源，这样人类的经济发展就是不可持续的。在发展经济的时候，也不能为了本国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而对其他国家形成不利的影响，而是应该注重国家间在经济社会发展方面的平衡，甚至为了可持续发展，应该对发展中国家进行必要的援助，这样的发展才是可持续的。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势必形成对自然资源的一定耗费，这时应该考虑自然资源的可再生性，经济发展应该建立在对可再生资源的耗费上，而不应该依靠不可再生资源发展经济，如果这样，其经济发展方式也是不可持续的。在发展经济过程中，各国政府都要制定经济发展政策，这种政策是否引致自然环境优化，也是一个方向性的问题。如果经济发展政策重点关注自然环境的可持续性问题，那么，其发展方式就是可持续的；如果经济发展政策只关心经济增长本身，并不关注自然环境的优化，那么这种发展方式就是不可持续的。

       中国的经济发展具有典型的非均衡性特征，因为中国是在非常落后的农业社会基础上迅速实现工业化的。面对改革开放之前的现实，邓小平同志毅然推动实行改革开放。在东部沿海地区率先实现工业化，然后向中部、西部循序推进。然而，由于发展具有渐进式特征，东中西部不同区域的发展进程与阶段各不相同，对待生态环境的看法也不尽一致，致使不同区域的经济增长出现了迥异的生态后果。

       2013年中国GDP增速从高速变为中高速，标志着中国经济发展进入了新常态。人们开始思考：是什么因素导致中国经济发展速度的下调？是人口红利的消失？是消费模式开始转型？还是生态环境的倒逼？其实各种因素都在发生作用，影响着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如果只是深究生态环境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就会发现，“由于过去中国经济增长主要依赖要素投入，发展方式较为粗放，对于环境、资源可持续关注不够，因此带来了不利影响。”为此，2015年4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出台，提出了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和绿色化等“新五化”，将发展与绿色融合上升为国家战略。2016年3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发布，确立“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同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持绿色发展，就是要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坚持可持续发展，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现代化建设新格局，为全球生态安全做出贡献。”

       由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资源管理研究院、西南财经大学发展研究院、国家统计局中国经济景气监测中心共同编制的《中国绿色发展指数报告——区域比较》，于2010年推出了绿色发展指数，经2012年、2016年两次修订，目前形成了包括3个一级指标、9个二级指标、62个三级指标的经济绿色发展指标体系，来具体衡量不同区域的绿色发展水平。具体指标见表1。

       结合2014年、2016年的绿色发展指数以及中国东部、中部、西部等地域划分，对中国区域经济增长与绿色增长的相关关系进行分析，以求发现一些规律性的特征，用来分析中国经济绿色发展的现状与问题，并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30个省级区域（不包括香港、澳门、台湾和西藏）绿色发展指数排序具体见表2。

       对2014年绿色发展指数排名进行分析可以发现，东部地区绿色发展水平相对较高，西部地区绿色发展水平整体处于中游水平，中部地区和东北地区的绿色发展水平相对较弱。对2016年中国分区域绿色发展指数进行分析会发现，东部地区的绿色发展水平依然相对较高，东北和西部地区绿色发展水平整体处于中游水平，中部地区的绿色发展水平相对较弱。

       进一步对二级指标进行分析会发现，东部地区政府政策支持度及经济增长绿化度优势显著，但受地区资源环境约束较为明显，环境承载力相对较弱。西部地区经济增长绿化度及政府支持度相对较低，但资源环境承载力表现突出。除黑龙江外，东北和中部地区绿色发展水平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对应上述分区域绿色发展指数聚类现实，可以发现，东部地区已经走完了工业化的大部分路程，正处在工业化的后期阶段或信息化社会的初始阶段，这一时期的工业开始具有高科技、高资本、低污染的特征，工业化前期、中期形成的污染已经得到治理，表现为经济发展具有可持续性特征。西部地区则处于工业化中期或初期阶段，处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过程中，经济发展对生态环境的影响从微乎其微，到影响程度逐渐加大，如果不改变经济发展方式，这一地区的生态环境状况将会进一步恶化。近年来东北地区经济增长乏力，增长率几乎都处于全国后1/3的行列，这种状态势必带来工业排放水平的下降，该地区绿色发展水平由较差恢复到中等水平。然而，依目前该地区的经济发展模式来看，一旦经济回暖，该地区的绿色发展水平排序就会下降。中部地区各省级区域的经济发展阶段几乎都处于工业化的中后期，在传统的经济发展模式之下，污染排放达到了峰值，该地区绿色发展水平最低。

       进一步分析2014—2016年绿色发展指数排序变动较大的几个省级区域，多数也是GDP增速排名异动较大的省级区域。具体GDP增速及排名情况见表3。

       从中抽取2014—2016年绿色发展指数变化最大的5个省级区域，并结合GDP增速排名进行相关分析，希望从中能够提炼出规律性的东西，供今后绿色发展借鉴。具体见表4。

       在2014—2016年两年间，绿色发展指数异动最大的5个省级区域中，除海南以外，GDP增速排序都变动不大，而且都处于高增速和低增速两个极端板块；经济增长绿化度排序也比较稳定，没有大起大落的情形，说明经济发展的模式没有太大的改变；资源环境承载潜力排序普遍靠前，说明这些省级区域经济发展的生态环境约束相对较小；政府政策支持要么排序非常靠后，要么变动巨大，使得区域的生态环境政策难以做到持之以恒。从统计数据可以看出，区域绿色发展指数排序变化与GDP增速排序变化相关性不强，影响排序的主要因素是反映经济发展模式的经济增长绿化度排序。造成这一情况的原因：中国目前的经济发展模式普遍没有做到环境友好；资源环境承载潜力是区域绿色发展指数排序变化的重要直接诱因，由于其承载能力较强，致使区域经济发展对资源环境的关注度不够；政府政策也是区域绿色发展指数排名变化的一个诱因，由于政府在资源环境领域的不作为和乱作为，致使不同区域的绿色发展指数出现“打摆子”的情形，这也是应该引起高度注意的。

       总的看来，中国各区域的经济发展还都没有把资源环境优化放在首要的位置加以关注，传统经济发展模式还占据重要地位，环境友好型经济模式远未建立起来，未来仍需加大力度关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资源环境问题。

       在改革开放40多年的进程中，中国经济实现了大发展，无论是经济总量还是经济发展水平都实现了大跨越，然而，在发展经济过程中，却没有同时实现自然环境的同步优化，说明发展方式或发展理念方面还存在一定的问题，需要改进。

       科学技术是欧洲文艺复兴后发展起来的，在工业革命后得到了迅速的推广，可以说，它是工业革命的孪生兄弟，对推动工业革命起到了重要作用。正因如此，科学技术被奉为圭臬，似乎用科学的逻辑可以解释一切问题，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也不例外。就像美国学者写的那样，“单独的科学家很少可能直接对那种机械文化发生影响，但是，在科学所树立起来的各种论述自然模式与技术社会的价值观和哲学之间，仍存在着一种非直接的却是根本的联系。”比如，“培根毫不谦卑，而是用一种完全自信的口气宣称：‘将人类帝国的界限，扩大到一切可能影响到的事物。’”“世界为人服务，而不是为人民服务。”“在培根的意识中，经过一个令人惊异的却又是很清楚的过程，基督教传统中的耶稣基督变成了一个科学家和技师。科学为建造一个更好的羊圈和开辟一个更绿的牧场提供了工具。”自文艺复兴以来、特别是欧洲工业革命以来，对科学形成了崇拜，有时甚至是顶礼膜拜，认为科学阐述的一切逻辑都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可以用来指导人类的一切活动。岂不知，任何真理都是存在时空条件的，一旦越出了它赖以存在的时空范围，它就有失去真理性的可能。科学的真理性特征也是如此，它并不能用来解释一切现象，特别是人类社会面临的社会现象，其中就包括人类如何面对自然环境的问题。培根在其代表性著作《工具论》中提出了工具理性，认为从事科学工作一定不能具有主观色彩，而是要忠实于客观现实，应秉持像工具一样的理性进行科学研究工作。其后这一理性扩展到了人类社会活动的一切方面，这就要求人们从事一切工作都要压抑主观判断，听从客观世界的召唤，使得人类社会只受冥冥之中规律的指挥。其实这样做是违背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马克思主义既强调客观的实在性，也强调主观的能动性，只有主客观的统一，才能推动社会历史的进步。近代以来人类按照科学的逻辑对待自然环境，就有机械论的嫌疑，并没有很好地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想来看待世界，从思想本源上形成了对自然环境不利的思想，并一直延续到今天。

       自工业革命以来，人们就一直将自然环境视为可无限供给的生产要素进行无休止的消费，从不认为有朝一日自然环境也会出现问题。难怪西方研究可持续发展的学者对此问题还要进行明确的校正，认为“在传统模式中技术和资金极为重要，而免费的自然资源投入也至关重要。”“20世纪80年代的事实表明，如果不从环境的角度来管理经济的话，经济增长确实面临着极限。但是，重要的是，一定要把这种极限同那种经济增长和发展的绝对极限区分开来，后者只是在经济管理得很好、好像环境并不重要时才用到。”在人类工业化的早期，工业活动远未达到自然环境容纳的极限，而是存在着巨大的发展经济活动的空间，于是给人们形成了一种印象，就是自然环境是一个可以免费使用的宝库，可以从其中得到大量的生活品，满足人们生存的需要。这种观念一直延续到20世纪的后半期。只有当自然环境开始出现巨大的不适应时，人们才开始意识到，其实自然环境并不是可以无休止地使用的，它存在着使用的极限，一旦超越这个极限，固有的生态循环被打破，那么，地球就可能面临灭顶之灾，人类的生存与可持续也会面临巨大的挑战。今天面临的许多可持续发展方面的问题，都是由于人类对自然环境的错误认识所引致的。由于错误地认为自然环境是可以无限支撑人类经济社会发展的，导致人类对自然环境没有形成一种珍惜的观念，而是一味地向自然索取，并没有考虑自然也要恢复自身的有机循环，最终导致自然环境的不断恶化。今后人类在进行生产生活的同时，也要考虑自然环境自我良性循环的问题，对自然环境的休养生息给予一定的关注，让自然环境一直处于良性循环之中，通过自身的新陈代谢，不断地修复由于大力使用而带来的磨损，并继续为人类的经济发展提供支撑。

       英国经济学家麦迪森在21世纪初期对中国千年经济社会发展史做过深入的研究，他得出的研究结论与英国剑桥中国科学技术史专家李约瑟的结论相互映衬。麦迪森认为，中国经济在公元纪元开始以后，发展就一直引领世界经济发展潮流，一直到了第一次鸦片战争前的1820年，中国的GDP还占全球总量的32.9%，只是其后便开始衰落，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仅占世界经济总量的4.6%，到1978年改革开放时只占4.4%，从加入WTO后开始恢复，2011年占到10.43%，目前占16%左右。李约瑟通过研究得出结论，认为中国的传统科学技术观念从公元前1世纪到公元15世纪，是一直领先于世界的，只是到了公元15世纪，中国的传统科学技术才落伍于西方。为此，他还提出李约瑟难题：为什么从公元前1世纪到公元15世纪中国的传统科学技术一直领先于世界，而工业革命却未出现在中国，而是出现在了18世纪的欧洲？从这两位学者的研究成果可以发现一个趋势，就是中国在人类文明史中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是领先于世界的，甚至是引领世界潮流，只是到了近代开始衰落，近年来又开始恢复世界强国的地位。与此趋势相伴而行的，就是困扰中国人的首要问题——如何进一步发展的问题，衣食问题并不是首要问题。然而到了经济社会发展衰落到谷底的时候，中国人的吃饭问题就成了首要问题，如果没有妥善的办法加以解决，那么中国的存续都面临困难。这一首要的吃饭问题一直困扰了数百年的时间。这期间，中国人的吃饭问题始终是头等重要的问题，任何发展的逻辑都不能打破吃饭第一的生存逻辑。这一逻辑涉及自然环境因素时，自然也是自然环境的优化与可持续要让位于中国人的温饱问题，而不可能是先优化环境，然后再提人们的温饱问题。正是在这一逻辑的引领下，中国也开始了向大自然的大量索取，以自然环境的损害为代价，勉强解决了数亿中国人的温饱问题，可说大自然为中国人度过生存的难关做出了重要的贡献。而今，中国已经走出了发展谷底，重又回到了世界强国之林，经济发展又开始引领世界的风骚。此时，应该深刻反思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确立双方相互和谐的生存逻辑，让经济发展建立在自然环境可持续的基础之上，让自然环境提供可以永续利用的资源，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的可持续发展。

       长期以来，中国经济发展过程有一个特点，就是衡量区域间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手段是比较各地区GDP的大小，进一步也就体现为区域间经济发展的竞争，采取锦标赛的办法。用锦标赛的办法加强竞争，促进各地区经济的加速发展，本是无可厚非的事情，它有利于区域经济的发展壮大。然而，由于对经济增长与自然环境间的有机联系缺乏深入的认识，致使许多时候的经济增长是以牺牲自然环境为代价的，锦标赛制可能还会加重对环境的危害。中国长期以来的机制是每个地区的经济增长都与地区政府的绩效挂钩，也就是说，对地方政府执政成绩的考核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和地方经济增长的成果结合起来进行的。这就会在一定程度上刺激地方领导大力追求经济增长的速度，实现考核等级的最优化，而不是从经济与自然环境协调的角度思考经济增长问题，也不会考虑经济的高增长速度对自然环境是否会带来负面影响。长此以往，最重要的发展要素——自然环境就埋下了恶化的诱因，在工业化发展的早期、中期的时候，这种不良诱因积累得不够严重的时候，还不至于形成严重的问题，一旦不良诱因超过某个极限，就会总爆发，对自然环境造成巨大影响，进而还会对经济增长形成损害。可以说，中国在经济增长过程中的制度设计还存在着潜在的问题，就是锦标赛制的地区间经济增长速度竞争，可以带来区域经济的高增长，为社会积累大量的物质财富，同时，也会因为只关注经济增长速度而忽视自然环境的可持续发展而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人为地设限，一旦自然环境问题积累到严重的程度，就可能总爆发，让经济发展陷于瘫痪。为此，要以可持续发展为中心，寻求经济增长与自然环境优化之间的和谐，而不是单纯追求经济的高增长，而不顾自然环境持续健康发展。

       中国政府对自然环境的保护与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提出过一系列的论断，对中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价值。

       在2014年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参加一些代表团讨论时指出“正确处理好生态环境保护和发展的关系，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推进现代化建设的重大原则。”“让绿水青山充分发挥经济社会效益，不是要把它破坏了，而是要把它保护得更好……切实做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同步提升，实现百姓富、生态美有机统一。”习近平总书记在论述生态文明建设时还曾指出“人以自然而生，人与自然是一种共生关系，对自然的伤害最终会伤及人类自身。”“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要“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人类必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人类只有遵循自然规律才能有效防止在开发利用自然上走弯路，人类对大自然的伤害最终会伤及人类自身，这是无法抗拒的规律。”“生态文明建设功在当代、利在千秋。要牢固树立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推动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为保护生态环境做出我们这代人的努力！”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并从多个角度阐述了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理念，为下一步的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之间和谐相处、共同发展的关系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是新时代经济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方向。

       在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与论断中，生态文明建设被放到了突出的地位。他指出“建设美丽中国，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重要内容。”“建设生态文明，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生态文明建设事关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和‘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实现，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他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特别指出：“建设生态文明是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生态文明问题被习近平总书记提到了“千年大计”“中国梦”和“两个一百年”的高度，说明这一问题已经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它直接关乎中华民族未来的发展方向，关乎中国以何种身份步入世界强国之林。如果只关心经济的发展，不关注生态环境的优化，那就很有可能将中华民族带入不可持续发展的死胡同，最后会无路可走，被世界文明的潮流所抛弃，也就更谈不上引领世界发展的潮流了。如果中国开始突出关注生态环境问题，可能会多付出一些成本，短期内也可能降低一些发展速度，但从长远来看，确实能够实现可持续发展，对中华民族的永续发展与进步是十分有利的。

       在处理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的关系时，习近平总书记用比喻的手法提出了“两山理论”，即“环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美丽，蓝天也是幸福，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我们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而且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习近平总书记的论断道出了他对生态环境与经济发展之间关系的根本看法和指导思想，就是生态环境对于人类是第一位的，没有了人类赖以生存的基础，纵使经济有再大的发展，对于人类自身的福祉而言，也是徒劳的。因此才有了“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的说法。此外，“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深刻道出了生态环境与经济发展之间关系的深刻内涵，就是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保证了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对经济进一步发展就会提供支撑；同时，保持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的同时实现了经济的健康发展，也是保护生态环境选择对了方向，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进入了正确的轨道。归结到一点，就是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不是互相矛盾的，而是可以互相促进、相得益彰的。

       习近平总书记在谈到生态文明建设的时候，非常注重制度建设。他认为：“建设生态文明，必须建立系统完善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用制度保护生态环境。”要“用严格的法律制度保护生态环境，加快建立有效约束开发行为和促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的生态文明法律制度。”“要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尽快把生态文明建设工作的‘四梁八柱’建立起来，把生态文明纳入制度化、法制化轨道。”习近平总书记认为，对于生态环境，一是要保护，保证生态环境沿着健康的轨道发展下去，为人民生活提供源源不断的物质保障；二是对开发活动要予以一定的限制，特别是要限制对生态环境有害的一切开发活动，保证生态环境从源头上实现健康可持续发展，造福人类。这种对于自然环境的保护和限制都要建立在法制的基础之上，要利用法律的手段管理环境，运用法律的武器保护环境，使环境优化工作持之以恒地开展下去，并收到良好的效果。建立生态环境保护法律体系，首先就是要建立这种体系的“四梁八柱”，也就是生态环境法律体系的基础，在此基础上完善该法律体系，最终做到依法保护环境，实现生态环境的健康可持续发展，造福中国乃至世界各国人民。

       “建设美丽中国”是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出的要求，也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内涵。“建设美丽中国”在党的十八大首次作为执政理念提出，且被列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五位一体”总布局，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提出，要紧紧围绕建设美丽中国这个主题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推动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现代化建设新格局。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将“建设美丽中国”首次纳入五年计划，成为“十三五”规划的内容。

       21世纪是人类社会发展全面迈向生态文明、绿色发展的世纪，中国正全面致力于生态文明建设的伟大实践。西方发达国家正在纷纷实行“再工业化”战略，希望重新步入工业带动的经济发展道路。但之前经过“20多年来的可持续发展，并没有有效遏制全球范围的环境与生态危机，危机反而越来越严重，越来越危及人类安全”。有学者认为“在资本主义文明及工业文明的基本框架内对经济运行方式、政治体制、技术发展和价值观念所作的任何修补和完善，都只能暂时缓解人类的生存压力，而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困扰工业文明的生态危机”，“放眼全球，只有中国不仅可以，而且愿意在打破旧的发展模式、建立新的发展模式上有所作为。中国政府将生态文明纳入其发展指导原则中，这是实现生态经济所必需的，并使得其实现变为可能，是一个高瞻远瞩的规划”。经济发展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物质基础，是实现广大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向往的必要前提，是中国实现现代化必不可少的重要步骤。生态环境优化，是一切活动的前提，如果没有生态环境的优化，则一切活动都没有了归宿。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概念，“人类只有一个地球，各国共处一个世界”，“命运共同体”是衡量人类生态文明高度的基本标尺，是地球文明的时代刻度。绿色发展作为全球各国的共识，“建设美丽中国”就是绿色发展的“中国方案”，把“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最高价值追求，是对全球实现绿色转型和可持续发展的巨大贡献。

       世界观就是人们对世界总的看法，是指导人类实践最重要的思想武器。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绿色发展和可持续发展是当今世界的时代潮流”，其“根本目的是改善人民生活环境和生活水平，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因此，在面对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优化这一对矛盾时，首先要解决的就是世界观问题，要建立可持续发展和绿色发展的理念，明确生态环境优化是人类社会存续的第一要务。如果没有生态环境的健康发展，纵使取得再大的经济成果，也是徒劳的。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既要金山银山，也要绿水青山；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 甚至最早追溯到他在河北正定县工作的时候，就明确提出“宁愿不赚钱，也绝不办污染的企业”。这从根本上概括了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优化之间的辩证关系，就是经济发展不能破坏生态环境，经济发展的归宿应该是生态环境的不断优化；在生态环境和经济发展不能兼得的时候，我们要首先选择保护好生态环境，然后才是经济发展，因为没有了良好的生态环境，经济发展也是毫无意义的。为此，从事任何活动，都要牢固树立可持续发展和绿色发展的世界观，决不能因为经济发展的需要而破坏了生态环境。当前中国各地对生态环境的保护力度越来越大，中央也成立环保督查组，全面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但在实际工作中，各级地方政府依然把经济发展和GDP作为首要目标，把生态文明建设作为次要目标，重点在于治理曝光的生态污染问题，而不是将生态文明建设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和首要目标。因此，随着中国的经济发展步入新常态，各级地方政府应该调整发展理念，改变以往把经济发展作为第一要务的理念，调整为把可持续发展和绿色发展作为第一要务。具体而言就是，明确生态环境是第一位的，只有生态环境得以保护，才能推进经济的发展，否则就是本末倒置。

       在人类处于农业社会的时候，由于生产方式自给自足的特点，生产活动规模不大，对自然环境的影响程度较浅，经济发展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微乎其微，于是，人们形成了生态环境是没有极限的并且是可以永远为发展提供支撑的这一观念。然而，进入工业化社会以来，人类对自然环境开发使用的力度越来越大，不断地逼近自然环境的极限，有许多资源开始从人们认为的无限供给型，变为存在短板且不可再生的状态。这都极大地影响了生态环境的可持续生存，也影响了人类的生产生活。为此，要彻底转变对自然环境的看法，要明确自然环境不是可以无休止消费的资源，它也是存在极限的，一旦消费过度，人类的存在将首先会变得不可持续。要善待自然环境，让它得以健康可持续发展，那样，人类才能够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建设生态文明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必须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统筹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实行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坚定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建设美丽中国，为人民创造良好的生产生活环境，为全球生态安全做出贡献”。因此，要从根本上缓解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之间的矛盾，要把生态环境和能源资源作为核心，加大生态系统保护力度，着力解决突出的环境问题，全面节约和高效利用资源，发展绿色产业和循环经济，构建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

（全文刊发在《经济与管理研究》2019年第8期，第3—1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