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改革开放的四十年，伴随着现代经济学引入中国并与中国的经济发展实践相互作用。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清华大学文科资深教授、2016年首届中国经济学奖获得者钱颖一在长期的求学、研究和任教工作中，与多位世界知名经济学家有过密切合作与交往。这些学者对现代经济学有举足轻重的贡献，其学术思想对中国改革有多种层次的重要影响。

       我们从钱颖一教授的《现代经济学与中国经济》（中信出版社，2017）一书第九章“经济学家的思想”中选取十篇文章，推出《思想的力量·钱颖一笔下的十位经济学家》系列，每周三为读者展示钱颖一教授笔下的一位经济学家。

       本期经济学家让-雅克·拉丰（Jean-Jacques Laffont），法国经济学家，他是法国图卢兹大学产业经济研究所创始人，也是新规制经济学创始人之一。拉丰教授在2004年去世，年仅57岁。拉丰教授是一个极其勤奋，因而高产的学者，生前出版了12本专著和300多篇学术论文，他的学术贡献为他在经济学界赢得了极高的声誉。拉丰不仅对经济学研究贡献重大，而且是上个世纪后20年在欧洲推动现代经济学教育的先驱者。拉丰教授作为学者取得了灿烂的学术成就，作为教育改革的推动者成为杰出的经济学教育家。

拉丰对经济学和经济学教育的贡献

（2016年12月）

文/钱颖一

       从2006年9月起至今，我担任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整整10年。这些年在推动教育改革中，我时常会想到一个人，因为在我心中他一直是我的榜样。他就是法国经济学家让-雅克·拉丰（Jean-Jacques Laffont）。

       拉丰英年早逝，在2004年去世时年仅57岁。他不仅对经济学研究贡献重大，而且是上个世纪后20年在欧洲推动现代经济学教育的先驱者。2007年4月8日，在我刚刚担任清华经管学院院长后不久，我到斯坦福大学参加一个本科生组织——斯坦福中美交换论坛（Forum for American/Chinese Exchange at Stanford, FACES）的活动，我在那天的开幕晚宴的发言中曾经这样说：

       如果你能做一件改变世界的事，这件事是什么？许多人都这样回答：改变中国的教育体制，或者说高等教育体制。眼下，我还没有那样的雄心壮志，但是我可以集中精力在一所学院——清华经管学院。这并不容易。我的好友、法国著名经济学家让-雅克·拉丰，在上世纪70年代中获得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后回到法国。他曾告诉我，他的一生梦想就是要改变法国的教育体制。他经常访问斯坦福和中国，我们在斯坦福还一起合写了一篇论文。三年前他去世了，留下了未圆的梦。这些年来，拉丰的榜样一直都激励着我全身心地投入中国的教育改革。

拉丰对经济学的贡献

       我最初认识拉丰是从他与梯若尔（Jean Tirole）合写的论文开始的。拉丰与我的导师马斯金（Eric Maskin）在上个世纪中期同时在哈佛读博士，他们两个人既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罗（Kenneth Arrow）的同门弟子，也是同住一个宿舍的好友，而梯若尔则是马斯金在麻省理工学院任教时的第一个博士生。拉丰和梯若尔同是法国人，经常在一起合作写论文，他们写的论文是以Laffont Tirole命名的。梯若尔获得了201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2014年12月8日，梯若尔在斯德哥尔摩大学发表诺贝尔奖演讲“市场失灵与公共政策”，这个题目脚注中的第一句话就是：“此演讲是为了纪念让-雅克·拉丰。”在这篇演讲所引用的36篇论文中，其中有8篇是梯若尔与拉丰合作写成的，足以看到拉丰对经济学的贡献。再加上2014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只颁给了梯若尔一个人，难怪经济学家们普遍认为，如果拉丰多活10年，这个诺贝尔经济学奖很可能就是梯若尔与拉丰共同获得。

       拉丰的主要贡献是在信息经济学，特别是激励理论以及与此相关的公共经济学、产业组织、规制经济学、政治经济学、发展经济学等领域中的应用。他一生发表了200多篇论文，出版了十几本著作，包括《激励与政治经济学》（Incentives and Political Economy）(2000)、与梯若尔合著的《政府采购和规制中的激励理论》（A Theory of Incentives in Procurement and Regulation）(1993)和《电信竞争》（Competition inTelecommunications）（1999），以及与马梯芒（David Martimort）合著的《激励理论：委托代理模型》（The Theoryof Incentives: The Principal-Agent Model）(2000)。令人可惜的是，本来计划与马梯芒合作三卷本巨著，只完成了第一册，第二册只完成了一部分。

       为了很好地理解拉丰对现代经济学的贡献，还要从20世纪70—80年代微观经济学的演变历程说起。1971年，阿罗和哈恩（Frank Hahn）出版《一般竞争分析》（General Competitive Analysis）一书，这是在完全信息、完全竞争之下的一般均衡理论的集大成之作。同样是阿罗，在60年代就引入了不完全信息的基本概念，比如“道德风险”（moral hazard）和“逆向选择”（adverse selection），这是他从保险业的术语中引进的。在70年代，对不完全信息的研究获得了一系列突破性进展。最早的贡献者有在1996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莫里斯（James Mirrlees）和维克利（William Vickery），在2001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阿克洛夫（George Akerlof）、斯宾塞（Michael Spence）和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值得一提的是，在199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颁奖典礼上，由于维克利获奖三天后不幸去世，应该由他做的诺贝尔奖演讲改由拉丰来做。拉丰曾说“这是一个非常尴尬的经历”，但经济学界都知道，这无疑是一种荣誉。到了2007年，赫维茨（Leonid Hurwicz）、马斯金（Eric Maskin）和迈尔森（Roger Myerson）又因在不完全信息下机制设计理论方面的成就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2014年，梯若尔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因为他成功地将不完全信息理论应用于产业经济学、政府规制（regulation）等方面，其中的很多研究工作正是与拉丰合作的。至此，阿罗—马斯金—梯若尔弟子三人获奖。正值本文撰写之际，2016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揭晓，哈特（Oliver Hart）和霍姆斯特朗（Bengt Holmstrom）由于他们对合同理论的重要贡献而获奖。

       正如梯若尔在诺贝尔奖演讲中所说，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和80年代初期，作为研究必备的两种工具，博弈论和信息经济学取得了一系列突破。这就为研究产业组织问题，即建立反垄断和规制理论，提供了机会。正是使用这些分析工具，现代产业组织理论诞生了，由此也对公共政策的制定提供了理论基础。这些突破都是使用数学模型的。这些数学模型对我们理解市场结构，以及制定相应的规制，都是必要的。理论模型的建立是为了简化，聚焦最重要的问题。

       下面举一个例子来说明构建数学模型的意义。由拉丰和梯若尔建立的不对称信息模型是一个经典模型。在这个模型中, 合同是完备的, 但信息是不对称的。所谓信息不对称, 就是合同的双方中，一方比另一方掌握的信息更多。比如被监管的企业比政府监管当局的信息更多，再比如企业管理者比投资者的信息更多，等等。这是显然的。但是如何深入研究呢？拉丰和梯若尔通过建立一个简单的数学模型，揭示了信息不对称时在资源配置决策中面临的一对矛盾，就是为有信息的一方提供信息租金（从而提供激励）和资源配置扭曲之间的矛盾，以此为切入口，就可以用模型来分析许多经济问题。

       很多问题，比如公司治理和电信管制中，都存在这一矛盾，而这在信息对称的情况下是不存在的，因为价格调节就可以达到最有效率的资源配置，不会产生扭曲。但是当信息不对称时，为了给掌握信息一方足够的激励做出正确决策，没有信息的一方就不得不故意在一定程度上扭曲资源配置。这是为了提供信息租金从而提供激励，让掌握信息的一方把真实信息披露出来。以这个模型为基础，就可以研究在信息不对称情况下的很多问题，推导出最优或次优的规制政策。以此为基础，还可以扩展到动态情况。比如人们熟悉的“棘轮效应”或称“鞭打快牛”就在这个模型中完全被解释了。从中又引出“可信承诺”（credible commitment）的效率意义，得出“反直觉”的结论，比如，在限制一个人的权力之后，反而可以增加他的收益，而不是减少，因为承诺变得可信了。如果没有数学模型，这些深入的研究就不可能。

拉丰对法国和欧洲经济学研究和教育的贡献

        1975年，拉丰获得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并获得威尔士(Wells)奖，这是哈佛大学经济系授予的最佳博士论文奖。作为一个法国爱国者，他获得学位后立即回到法国。在法国服完兵役之后，开始在巴黎的大学教书。为了他的学术理想，面对法国僵化的教育和学术体制，他不得已而参加并通过了法国的国家考试，成为国家认可的教授。而不少法国著名的经济学家，包括梯若尔在内，都由于没有参加国家考试，所以都不是国家认可的教授，而只是当地大学的教授，这也是当年拉丰常常哀叹的一件事。

       在巴黎任教的经历，让拉丰意识到法国官僚体制的顽固性，他感到在巴黎推动大学教育改革无能为力。于是他毅然决然回到了他的故乡，位于法国南部的图卢兹（Toulouse）。对很多人来讲，图卢兹以空客飞机的总部所在地闻名。在当地，拉丰家是一个非常有名望的家族，他父亲是一位著名的数学教授，可谓家学渊源。在图卢兹，拉丰开始了他传奇的学术生涯和经济学教育使命。起初，因为当时法国的经济学教育非常落后，甚至没有合适的法语经济学教材，他不得不花费了很多时间编写教材，这些教材后来都被翻译成英文，由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出版。之后，由于法国的体制无法与现代经济学教育相容，他开始了一系列试验，先后创建了几个不同性质的研究机构，有的在大学体制内，有的是完全独立的，其中最著名的是于1990年创建的，既与公立的图卢兹大学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又完全是私立的“产业经济研究所”（Industrial Economics Institute, IDEI）。他凭借自己的学术地位和个人魅力，通过各种方法创造条件吸引人才。其中最典型的也是让拉丰最为得意的是成功说服梯若尔放弃麻省理工学院的终身教职回到法国，来到他创办的产业经济研究所工作。经过10年的发展，到2000年，这个研究所已经闻名全球。2006年，在这个研究所的基础之上又成立了“图卢兹经济学院”（Toulouse School of Economics），由梯若尔担任第一任院长。今天，拉丰从零开始建立的图卢兹经济学院，已经成为欧洲乃至全球顶尖的经济学研究和教育机构。

       很多经济学界同人不仅敬仰拉丰惊人的学术成就，更加敬佩拉丰在经济学教育实践方面的成功。在拉丰回到法国之前，法国的现代经济学研究，除了与法国优秀的数学传统比较密切的计量经济学和数理经济学等少数领域外，其他领域都比较松散且不规范，更谈不上成体系。拉丰通过一己之力，把现代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和博士培养模式从美国传到法国。图卢兹不仅产生了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梯若尔，而且成为欧洲大陆培养经济学博士的重镇。拉丰的学生马梯芒就是在法国理工毕业后在图卢兹获得的博士学位。现在清华经管学院任教的白亚来（Alexander White）也是在那里获得的博士学位。

       拉丰在法国的影响不仅局限在图卢兹，甚至波及整个欧洲。传统上，欧洲经济学研究重镇主要集中在英国，在伦敦经济学院、剑桥大学、牛津大学，但是现在欧洲大陆的经济学教育开始具有世界竞争力。在拉丰和图卢兹榜样的影响下，我在哈佛的同学、比利时人德瓦特里庞（Mathias Dewatripont）从哈佛获得博士学位后回到比利时，于1991年在布鲁塞尔建立了“欧洲经济学高等研究中心”（European Center for Advanced Research in Economics, ECARE）。我在哈佛的另一位导师马斯-克莱尔（Andreu Mas Colell）辞去哈佛大学的终身教职，于2006年在西班牙创建了“巴塞罗那经济学研究生院”（Barcelona GraduateSchool of Economics, BGSE）。2006年在巴黎成立的“巴黎经济学院”（Paris School of Economics）更可以看作是巴黎学界或者说法国传统领地对图卢兹经济学院崛起的直接反应。参与创建巴黎经济学院的经济学家中就有皮凯蒂（Thomas Piketty），他担任了首任院长。他的《21世纪资本论》在近年成为全球畅销书。这些研究机构已经成为欧洲大陆经济学研究和教育的重要阵地，吸引欧洲流失到美国的人才回到欧洲。

       拉丰在美国，特别是在欧洲的经济学界非常有影响。由于他对经济学的开创性贡献，他被选为美国经济学会的荣誉会员（1991）、国际计量经济学会主席（1992）、美国艺术与科学院外籍院士（1993）、欧洲经济学会主席（1998）等。值得一提的是，在1993年，他同梯若尔一起获得了欧洲经济学会与芬兰的一个基金会联合首次颁发的于尔约·杨松奖（Yrjo Jahnsson Award）。在美国，克拉克奖（John BatesClark Medal）是美国经济学会从1947年开始每两年颁发一次给40岁以下对经济学做出显著贡献的美国经济学家（自2009年起每年颁发一次）。萨缪尔森（Paul Samuelson）在1947年获得首次颁发的克拉克奖，在1970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与此相对应的，欧洲经济学会自1993年起，每两年颁发一次于尔约·杨松奖给45岁以下对经济学做出显著贡献的欧洲经济学家。在梯若尔同拉丰一起获得首次颁发的于尔约·杨松奖的19年之后，梯若尔在2004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拉丰对中国经济改革政策和经济学教育的贡献

       拉丰第一次到中国访问是在1990年。那一年在北京的奥林匹克饭店举行了纪念颐和园研讨班10周年学术研讨会，拉丰作为国际计量经济学会的当选主席，应邀来中国参加此次研讨会。早在1980年，在邹至庄和刘遵义等华人经济学家以及此后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克莱茵（Lawrence Klein）的组织和在福特基金会的支持下，在颐和园龙王堂举办了计量经济学讲习班。这是改革开放后现代经济学最早系统性地被介绍到中国，是以数学和统计学在经济学中的应用形式引入的。这在当时是很容易理解的，因为从数学和统计学切入现代经济学可以避免意识形态之争。我记得1984年，社科院数量经济研究所邀请赫维茨来北京在北京友谊宾馆讲学也是讲数理经济学，就是他的机制设计理论。我那时在美国读研究生，夏天回国休假，为他全程做翻译。虽然那时我刚刚开始学习经济学，但由于我是数学出身，所以他讲的数学我还能听懂并能翻译。

       拉丰在这次研讨会上做了有关新计量经济学理论的发言。由于他当时还不是很了解中国听众，所以他的演讲充满了数学公式，估计当时能听懂的听众寥寥无几。但从此之后，拉丰结下了他的中国之缘，经常来中国做学术访问，并且越来越深入地参与中国经济改革和经济学教育实践。1994年初，他第二次来中国访问，当时他正承担一个OECD研究中国改革实践的项目，同时他的新规制经济学著作也刚刚出版。为了更加深入地了解中国，拉丰安排了长达两个星期的访问时间，在清华、北大、社科院、电信研究院等机构举行学术讲座，通过访谈了解中国的经济改革和经济学教育情况。正是通过这次访问，拉丰结识了社科院的张昕竹。当时张昕竹刚结束在斯坦福大学的访问回国，根据社科院的安排参与接待他。通过两个星期的密切交流，张昕竹给他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并成为他最终选择的研究合作者。在拉丰的积极推动和帮助下，张昕竹于1995年去法国图卢兹留学，正式成为他的博士研究生，也是他唯一的中国弟子。

       1996年8月31日至9月2日我参与组织的“现代企业理论与中国经济改革国际研讨会”由中国社科院数量经济研究所主办在北京召开。这个会议参加者除了拉丰以外，还有马斯金、霍姆斯特朗、穆尔（John Moore）、博尔顿（Patrick Bolton）、罗兰（Gérald Roland），他们都是活跃在微观经济理论和应用前沿的经济学家。应该说这是90年代在国内召开的学术水平最高的微观经济学研讨会。正是在这次会议上，马斯金宣讲了他与梯若尔合作的挑战不完备合同理论基础的著名论文的初稿，而穆尔作为长期与哈特合作的不完备合同理论的创始人之一，做了精彩回应。有趣的是，在这次会议召开的整整20年之后的2016年10月，哈特与霍姆斯特朗一起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

       在会议期间，我同拉丰有不少交流。他对参加会议的一些中国经济学界的学者型官员印象非常深刻，其中包括周小川、楼继伟、郭树清、李剑阁等。他说，中国的经济学界虚心学习现代经济学，对中国经济改革有历史使命感，是这个国家的希望。他还特别拿中国的情况与俄罗斯的情况做了对比，他感到俄罗斯政府官员和经济学家就非常不同，虽然当时他们也在推进向市场经济的转轨。

正是在这次会议上，他向我介绍了他在法国图卢兹办学的经历。他特别谈到中国改革、文化和现代化历程。从他的经历可以看出，他把美国先进的经济学研究和教育引入法国和欧洲，同时，他又是一个具有爱国主义情怀的欧洲人，并不想照抄美国的一切。他对中国的文化非常尊重，结识了不少知名的中国画家和文化名流，并收藏了一些中国书画。他同我说，中国是非宗教的文化传统，在这个传统下搞现代化不同于宗教传统下的现代化。但他相信是可以走出来的。他希望我能推动中国的经济学教育事业，并邀请我去图卢兹访问。

       中国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全面建立市场经济的基本框架。到了90年代末，正值中国即将加入WTO之际，在全球化和放松管制浪潮的背景下，中国借助开放为推动力，加速了改革的步伐。2000年，在朱镕基总理的主导下，中国开始对垄断行业进行系统改革，在电信、电力、铁路和航空等行业，通过以“打破垄断，引入竞争”为基本思路的改革，试图建立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新的规制框架。作为中国垄断行业改革试验田的电信业是当时改革的突出案例。

       电信业是一个传统的“自然垄断”行业。但是，随着技术进步的变化，特别是80年代美国的AT&T（美国电话电报公司）被拆分，电信行业面临重组，其中有很多经济学的道理都是在改革实践中发展起来的，而拉丰正是这个领域的国际顶尖的经济学家。他那时非常关注和关心中国的电信改革，并想以电信改革为例来推动中国建立市场经济中的规制制度。而那时在中国的经济学界，对电信行业改革的争论大多停留在政府垄断还是自由市场的主张，没有深入到政府如何监管和规制这个层面。拉丰和梯若尔的著作《电信竞争》的英文版在1999年由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出版。这本书的中文版在2001年出版后，立即成为国内的热销书，电信业的政府官员和企业管理者当时几乎人手一册，有点像去年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热潮中热销的《从0到1》一样。那时正是一个电信改革的火热时代和黄金年代。

       2000年，在社科院举办颐和园研讨班20周年纪念会时，拉丰又一次来到中国。针对中国当时的改革实践，他向时任社科院院长李铁映建议，加强规制方面的研究，并愿意提供帮助。正是在他的推动下，世界银行启动了帮助发展中国家建立规制新框架的一系列资助计划，使得中国也被纳入这个计划，获得了世界银行赠款和技术援助。

       2001年，拉丰又一次来中国访问。他在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做了一场学术报告，之后又访问了武汉大学。他再一次深感中国经济学界对现代经济学基础理论认识的欠缺，并萌生了要系统地为中国学生和青年老师讲一门激励理论课程的想法。2002年夏季，在邹恒甫的安排下，他结束在非洲的访问后来到武汉大学，连续讲了四个星期的课，其中前三个星期面向全国的学生和教师讲授激励理论，包括安排一周讲解文献并讨论；最后一周连续五天，面向全国电信行业的官员和企业管理者讲授规制理论，全程由张昕竹翻译。正是在那段紧张的讲课期间，他还同张昕竹合写了一篇论文，后来发表在2004年《发展经济学杂志》.

       在武汉大学讲课结束时，拉丰发现身体有些不适。他显得非常疲惫。这似乎有些异常，因为他从来都是效率奇高、身体超棒的人，几乎没有人怀疑他的身体会出什么问题。非常不幸的是，在拉丰此次访问结束回到法国后，不久就被查出患了癌症。但即便如此，他在开始治疗的同时，并没有放下研究工作和事业，仍然一如既往地高强度工作。

       在拉丰患病期间，他还一直惦记着中国的电信改革和中国经济学教育事业。那时，中国电信改革正好如火如荼，长期困扰中国电信行业的互联互通问题开始得到治理，中国电信业规制的新框架开始搭建。拉丰多次表示非常高兴看到中国的改革走到这一步，也很得意当初的努力开始看到效果。非常遗憾的是，他再也没有机会回到中国来了。在被查出患有癌症之后不到两年，他就于2004年5月1日在法国家乡去世。

       2014年6月，为纪念拉丰逝世10周年，马斯金、梯若尔、张昕竹组织在南昌的江西财经大学举办了一次规格非常高的研讨会，不但邀请了很多世界顶尖的知名经济学家莅会，还邀请了被认为当今世界最有前途的一些青年经济学家。我未能参加，深感遗憾。马斯金后来告诉我，这是一次非常好的会议。在这次会议的4个月之后，梯若尔获得2014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

拉丰对我的教诲

       20世纪90年代我在斯坦福大学任教时，拉丰经常来访，我们在那里相识。但是与他比较多的接触，还是在1997年访问图卢兹。在拉丰的邀请下，我于1997年8月30日至9月7日期间访问图卢兹。那时，他所创建的产业经济研究所已经有6年了，并聚集了不少一流的经济学家，包括克莱默（Jacques Cremer）、雷伊（Patrick Rey）、梯若尔以及拉丰在那里培养的博士生马梯芒等。我在那里访问的几天中，与这些经济学家有较多接触，让我切身感受到，拉丰付出了多大努力，在欧洲的一个地方，用美国的经济学研究和教育方式，创造出一个“特区”的发展。

       在那期间，我目睹每天他的办公室前都有见不完的学生在等待，每天都有见不完的资助者和来访客人。他说他的白天时间全部去做行政管理，包括筹款。他与法国电力、法国电信、巴黎银行等法国国有企业有很好的合作关系，这些企业也对他的办学提供很多长期稳定的支持。在繁忙的行政管理工作之外，他只能利用晚上时间做研究。他说每天只有晚上8点到11点这三个小时，才是自己不被打扰的研究时间。正是每天这三个小时和令人难以置信的高效率，使得拉丰做出了惊人的研究成果。他因繁忙的行政工作少写了一些学术文章，少出了一些研究成果，但他一直认为这样做是值得的。他同我讲了不少法国教育体制的问题。法国的教育体制非常集权，一切都要经过教育部。这也使我意识到，与法国相比，中国的教育体制在某些方面倒显得灵活些。

       我在那里有机会与他的学生张昕竹长谈。张昕竹是中国社科院数量经济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当时正在那里攻读博士学位，也是最早在西方学习政府规制的中国经济学者。我其实早就认识张昕竹。他1992—1994年在斯坦福大学做访问学者，我在斯坦福经济系任教。在拉丰的帮助下，他1995年到图卢兹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师从拉丰。他是第一个在图卢兹大学用英文写博士论文的学生，为此拉丰付出了很多努力，需要与很多教育部门周旋，打破当时法国教育当局规定的博士论文只能用法语完成的规定，这也是拉丰推进法国大学改革和国际化的一个例子。后来，在1997年底博士毕业的时候，我是他的博士论文外部评审人之一。1998年，张昕竹学成回国，在图卢兹和中国经济学界之间，特别是拉丰和梯若尔与中国的关系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1999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与世界银行发展学院联合成立“规制与竞争研究中心”， 张昕竹担任主任，对规制经济学在中国的传播，特别是电信改革上，做出了贡献。

       拉丰一直对中国的经济改革和政治经济学有很强烈的兴趣。我们在斯坦福的时候，就开始一起讨论中国的经济改革问题，特别是从政治经济学的视角来分析。在图卢兹的时候，我们一起合作完成了一篇短论文，后来发表在《欧洲经济评论（论文集）》。

       “The Dynamics of Reform and Development in China:A Political Economy Perspective” (with Jean Jacques Laffont)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Papersand Proceedings, April 1999, 43, pp.1105-1114。这本来是我们一个长期研究项目的开头，可惜在那以后我们没有时间继续研究下去。

       我最后一次见到拉丰是2003年初在伯克利。那时我在伯克利加州大学经济系任教，他到斯坦福和伯克利访问。他告诉我他已经到南加州大学任教。他对他在图卢兹的成就感到满意，认为可以由其他人接班了。但是，他也向我感叹，他无法改变法国的教育制度，尽管他可以让图卢兹在经济学教育上崛起。他同我讲了他在武汉大学讲课的情况。我也告诉他我在2002年组织了一批海外华人经济学者到清华经管学院系统性开设现代经济学课程的情况。他对我的这一工作非常肯定，希望我能够坚持下去。当时他已经查出癌症，但是他对自己的康复很有信心。我没有想到的是，这是我们的最后一次见面。

       我自2002年开始在清华经管学院担任特聘教授，讲授现代经济学课程，主要讲授本科一年级的《经济学原理》。我于2006年9月起担任清华经管学院院长，至今已经10年。拉丰在图卢兹创建产业经济研究所，从1990年到2000年也是10年。我想他如果活到今天，看到我在中国推动教育改革的工作，一定会感到欣慰。在拉丰去世之后，我曾经试图在清华经管学院建立一个以拉丰命名的讲席教授席位，但遗憾的是此事至今一直未能实现。

       作为经济学家，拉丰对信息经济学和公共经济学等很多领域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这些贡献足以让他分享诺贝尔经济学奖。作为法国经济学家，他在法国图卢兹创建的经济学研究和教育机构已经成为欧洲现代经济学的重镇，从那里培养造就了世界级的经济学家。作为关心和投入中国经济改革和经济学教育改革的经济学家，他对中国经济改革政策的影响，对现代经济学在中国传播的贡献，尽管不太为国人特别是经济学圈外人所知，但是值得我们感激和珍惜。他对我本人而言，更是长者加挚友，在我研究现代经济学，在中国探索经济学教育改革，推动大学改革的征途上，他都是我永远的激励和榜样。

经济学家简介

让-雅克·拉丰

让-雅克·拉丰(Jean-Jacques Laffont)，法国经济学家，是法国图卢兹大学产业经济研究所创始人，也是新规制经济学创始人之一。拉丰不仅是杰出的经济学家，而且为改进法国的高等教育做出了开创性贡献。

拉丰教授于1972年获得巴黎大学的应用数学博士学位，后来成为经济学大师肯尼斯·阿罗（Kenneth Arrow）的学生，仅用一年多的时间就获得了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其学位论文获得了最优论文奖——威尔士(Wells)奖。作为激励理论的开创者之一，他与梅尔森（Myerson）、马斯金（Maskin）等人奠定了激励理论的基础。拉丰教授获得博士学位后，毅然放弃了在美国大学任教的机会，怀着振兴法国经济学的使命，回到了法国。他回到了自己的家乡图卢兹大学，于1990年创办了产业经济研究所。

作为一个杰出的经济学家，拉丰教授在机制设计理论，公共经济学，激励理论和新规制经济学等领域的突出贡献和成就已经获得经济学界的公认，为此他被推选为世界计量经济学会主席(1992年)，欧洲经济学会主席(1998年)，美国经济学会荣誉会员(1991年)，美国科学院外籍荣誉院士(1993 年)，并于1993 年第一个获得欧洲经济学会的Yrjo-Jahnsson 奖(该奖与美国经济学会的克拉克奖齐名)。

生平著作：

《激励与政治经济学》（Incentives and Political Economy）(2000)、

《政府采购和规制中的激励理论》（A Theory of Incentives in Procurement and Regulation）(1993)（合著）

《电信竞争》（Competition in Telecommunications）（1999）

《激励理论：委托代理模型》（The Theory of Incentives: The Principal-Agent Model）(2000)（合著）

钱颖一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

清华大学文科资深教授

生于北京，祖籍浙江。1977级清华大学数学专业本科毕业。毕业后留学美国，先后获哥伦比亚大学统计学硕士学位、耶鲁大学运筹学/管理科学硕士学位、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之后任教于斯坦福大学、马里兰大学、伯克利加州大学。2006年9月起任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

学术荣誉包括：2012年当选为世界计量经济学会（The Econometric Society）会士（Fellow），2018年当选为清华大学首批文科资深教授；获得2009年度孙冶方经济科学奖，获得2016年度首届中国经济学奖。研究领域包括：比较经济学、制度经济学、转轨经济学、中国经济、中国教育。担任《经济学报》、《清华管理评论》、《教育》主编，《经济研究》编委会委员。

中文书著包括：《现代经济学与中国经济》（中信出版社）、《大学的改革》（第一卷、第二卷）（中信出版社）、《现代经济学与中国经济改革》（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老清华的社会科学》（与李强共同主编）（清华大学出版社）、《走出误区：经济学家论说硅谷模式》（与肖梦共同主编）（中国经济出版社）、《转轨经济中的公司治理结构》（与青木昌彦共同主编）（中国经济出版社）。

论文发表在《美国经济评论》

原书责编：包敏丹

本期责编：时曼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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